海南省哲学学会副会长／郑朝波

      作为一个文化概念，“近代中国”或“现代中国”在历史时间的意义上都只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因为近代与现代的划分总是带有某种不确定性。随着时间往后推移，“现代”的历史前期就会逐渐失去其“现代”的特征，而被重新放置在“近代”的历史范围之中。过去那种五四运动的爆发看作是中国现代历史的标志的观点，如今已经随着历史的不断延伸而开始像一幅剥蚀的画面一样令人起疑了。我们在本书中采用的“近现代”这样一个比较模糊的断代概念，就是为了避免各种无端的争论。所谓“文化思想”当然属于“精英文化”的范围，它是一个相对于“大众文化”的文化概念。自五四运动以来，中国学术界的文化论争都是围绕着如何处理传统与现代的关系而展开的。这就说明，传统与现代的关系问题是中国近现代文化思想中必须解决的基本问题。

文化及文化学概说

      “文化”似乎是一个“你不说我还明白，你越说我越糊涂”的概念。我们必须从历史学、社会学和语源学等多个角度对这个概念进行考察。
      从语源学来看，在欧洲，文化一词来自拉丁文“ Cultura”，本身是指耕种、加工、照料、栽培的意思。后来逐渐从本义中引伸出培养、教育、训练、发展等意思。到了中华纪，“文化”主要指人文教育。我国的“文化”一词没有拉丁文“Cultura”的本义，《周易》中有“文”、“化”这两个字眼，“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文明”、“人文”等概念是文化学中的重要概念，但《周易》里的这些概念还没有如此复杂的内涵。所谓“人文”是与“天文”相对的概念，“天文”即天时历象，“人文”即人事条理。“人文”是靠人的道德来维系的，所以孔子有“文德”这样的概念。所谓“文明”即是使文德彰明的意思。汉代刘向在《说苑?指武篇》中说，“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这样，中文“文化”中的“道德教化”与欧洲文艺复兴运动时期的“人文教化”也就有着相近的一面。但这里所说的“文化”显然局限于精神领域。
      18世纪的欧洲处于理性主义、人文主义交互影响的启蒙时代。在人文主义影响深厚的德国，康德、赫尔德等人从人文主义的角度出发，对文化进行说明。康德授予对法国启蒙哲学的自然主义倾向，这种倾向在卢梭的哲学思想和教育理论中表现得相当明显。康德强调，人是自然的最终目的，而文化就是人们自由地选择其目的的活动能力。康德还把道德观念看作人类文化的最高表现，这种道德理想主义的精神对新儒家有较大的影响。赫尔德是关注文化问题的德国启蒙思想家，他认为，文化和哲学的中心问题是人的问题。
      不少西方学者分别从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等对文化进行界定。亲康德主义者弗莱堡学派的李凯尔特提出价值论的文化定义，他在《文化科学与自然科学》一文中认为，文化要素的动态性质指示了人类的重要工作就是研究文化的功能。”马林诺夫斯基的定义把文化看作满足人的物质需要与精神需要的东西，这样，功能性的文化定义也就与价值发生了联系。索罗金认为，文化是生活方式的整体，包括意识、价值、规范以及三者的互动和关联。
      以上我们所举的只是各种各样的文化定义中有代表性的几种，这些定义都从各自的角度描述了文化的内容和功能，当然它们同时存在着某些不够完备的地方。美国人类学家克鲁伯和克拉克洪于1952年发表的《文化：概念和定义的批判性回顾》一文，他们研究了西方文献中160余种文化定义，然后综合出一个新的定义：文化是包括各种外显和内隐的行为模式；它通过符号化的运用而为人们学习及传授，并构成了人类群体的显著成就，包括体现于人民制品中的成就，文化的基本核心包括历史衍生及选择而成功之路传统观念，尤其是价值观念；文化体系是人类活动的产物，但它同时也是限制人类进一步活动的因素。
      相对于文化这一古老的概念来说，文化学则是一门比较晚起的学科。19世纪，黑格尔提出了文化科学的概念。而“文化学”（Kulturwissenschaft）一词，据陈序经考证，是由德国经济学家培古轩于1838年提出的。1854年，格雷姆出版他的著作《普通文化学》。自此以后，文化学一词的使用逐渐广泛开来。李凯尔特在《文化学与自然学》一文中认为，文化与自然有着明显不同的范围，在自然学之外，我们可以建立起文化学来。
      英国著名的人类学者泰勒在《原始文化》一书中，把第一章的标题定为《文化的科学》（The Science of Culture）。泰勒受到格雷姆的影响，他的“文化的科学”恐怕受到德国“文化学”的影响。自泰勒使用“文化的科学”一词之后，这一名词的应用逐渐增加。后来，随着文化学研究的发展，英国学术界开始用“文化学”（Cultureology）来取代“文化的科学”。
     在中国，文化研究的热潮与中西文化的冲突相关。在1840年的鸦片战争后，中国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危机之中。随着救亡图存的不断发展，这场危机的内在根源以及变革对象越来越清晰地摆在人们的面前。就连守旧人士也意识到这个问题，例如，戊戌变法期间的守旧人士曾谦就说过，“变夷之议，始于言技，继之以言政，益之以言教。”所谓“技”，开始是指武器，后来主要是指实业。所谓“政”，是指政治制度。所谓“教”，它的成分比较复杂，主要是指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以价值为核心的精神文化体系。有人指出，从“言技”、“言政”到“言教”的发展，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人们的认识已经从文化的表层结构进到了它的深层结构。即是说，文化结构可以化分为三个层次，物质结构是其表层结构，思想结构是其深层结构，而制度结构是其中层结构。这种说法是有一定道理的。正由于文化冲突最后从深层结构中爆发出来，因而它所引起的震荡才被及到社会的各个层面。同时，这一冲突的巨大场景引发了人们寻找文化出路的种种努力。这些努力在思想上大都折射出文化主义或文化决定论的思想影响。无论是复古派、折衷派还是西化派，在他们的相互对立的观点的背后，都是以文化主义或文化决定论作为根底的。

五四运动与文化论争

      在中国现代史上，五四运动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历史事件。如果说，辛亥革命是中国社会由古代转型的标志，由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就是中国社会的各种社会矛盾的清浊激扬的必然结果。虽然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但是中国社会却缺乏实行共和政体的坚实基础。结果，帝制结束后的中国并不是像理想主义者所预期的，呈现出革故鼎新的气象。相反，旧的统一的普遍的政治权威被掀翻后，新的却建立不起来，社会所呈现出来的是一种光怪陆离的异象。社会中的复古洄流一再涌上政治和文化的心理层面。这样，由政治导火线点燃的五四运动终于和新文化运动汇合起来，集中在对文化的反思上。这一反思所要解决的问题，从根本上说就是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关系问题，中国现代各个思想家围绕着这个问题展开各种各样的争论。无论他们在信念上是否肯定五四精神，他们都是把五四运动精神当作反思的精神起点。这种五四精神，用林毓生的话来说，“是一种中国知识分子特有的入世使命感。”从这个意义来说，中国现代思想家的心灵深处，隐藏着根深蒂固的五四情结。
      五四运动以激烈的反传统主义闻名于世。它的标帜——民主与科学——交相辉映着理性的光芒。在综合审视下，传统文化失去了往日的熠熠发辉的神圣光环。传统文化的权威的失落，必然导致文化失范和价值多元，引发新旧文化的全面冲突。在文化碰撞与重估的声浪中，所谓的“国故”自然成了人们关注的焦点。“保存国粹！”——封建遗老少发出了怀旧呓语。“打倒孔家店！”——热血青年则报以悲愤的呐喊。双方旗帜鲜明，互通笔伐。反传统主义者对传统文化的攻击，由于政治背景的烘托挟带着强烈的感性冲动。影响他们的情感因素大约有二，一是政治上的和文化上的接二连三上演的复古闹剧，使他们感到确有改造国民性的必要。而要改造国民性，就不能不掊击对传统文化的深恶痛绝。以鲁迅为例，和许多青年学子一样，鲁迅投身于短短几年的变化莫测的政治运动，却品尝了人生的情感百态：热情、亢奋、失望、悲哀、沉沦、愤懑等。李泽厚指出，辛亥革命后，“连鲁迅本人也沉默几乎10年，以读佛经拓碑抄嵇康来排遣时日。”“沉默呵！沉默呵！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当鲁迅“从沉默中爆发”时，他就成了“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的“叛逆的猛士”。在暗夜的衬托下，他的苍凉的笔文通过透析死亡而折射出生存形式上的哲理，而“暗夜”在他的投枪之下露出了血色恐怖的狰狞面目。“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逢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这种由黑暗的社会环境与自我生存体验的结合而形成批判传统文化的群体意识。陈独秀在《新青年》中明确宣称，“所谓新者无他，即外来之西洋文化也；所谓旧者无他，即中国固有文化也。……二者根本相违，绝无调和折冲之余地。”他们以西方文化为基准，用以批判中国传统文化。在社会上，他们把民主科学与传统专制对立起来；在政治上他们把法治与德治对立起来；在人的问题上，他们把家族主义和个人主义对立起来，对儒家文化展开猛烈攻击。“儒门淡泊，把持不住”。便是当时文化发展的一种趋势。
      虽然反传统主义者对传统文化的攻击不遗余力，但就其文化思想及其思维方式上却存在着相当严重的缺陷。确实，反传统主义者是以民主与科学作为标志着，不过他们对民主和科学的理解是相当偏狭的。他们没有注意到，民主与科学在西方蕴涵着深厚的理性精神和多元的价值理念。因而他们表面上的张扬民主与科学精神，骨子里却和传统文化蕴涵的一元思维模式脱不了干系。林毓生对五四运动有着较深入的研究，他认为，“五四思想之实质内容，实在地说，是与他们未能从传统一元论的思想模式中解放出来有很大关系。”余英时认为，“‘五四运动’也成功地摧毁了中国传统的文化秩序，但是‘五四’以来的中国人尽管运用了无数新的和外来的观念，可是他们所重建的文化秩序，也还没有突破传统的格局。”这样，他们势必把现代文化和传统文化看成是绝对对立的两级，在两极之间存在着不可跨越的历史鸿沟。这种简单地割裂过去的非历史思想，并不能达到他们希望达到的创造新文化的目的。我们从某种意义上说，反传统主义者的思想还停留在前黑格尔时期。黑格尔曾经说过：“传统并不是一尊不动的石像，而是生命洋溢的，有如一道洪流，离开它的源头愈远，它就膨胀得愈大。”黑格尔的思想说明，传统和现实的脐带是不能任意加以割裂的。
      新儒家的崛起显然得益于东亚经济的调整发展的社会背景。在这之前，某些中外著名学者曾经认为，儒家思想在现代中国社会中已近失去了存在的根基。德国著名的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认为，资本主义精神的产生需要有物质因素和精神因素。因为在中国儒家思想占主导地位，儒家思想强调义利对立，在南美洲，有了产生资本主义的精神国素，却同有相应的物质因素。而在西欧，不但产生了资本主义的物质因素，同时也产生了资本主义的精神因素，这种精神因素就蕴藏在新教伦理中，因为新教伦理强调为了能够进入天国必须勤劳、节俭、诚实等。余英时认为，中国自宋代以后，随着工商业的勃兴，一部分失意的知识分子也加入到经商活动中。他们已经克服了义利对立的观念，在他们看来，义利是统一的，人们不能离开利去空谈义。在这批儒商的道德观中，勤劳、节俭、诚实也是其经商的美德。关于后一种观点。余英时曾经把儒家思想称作是一个“游魂”。既是“游魂”，已无附着之体，儒家思想的继续存在就成为问题。对此，新儒家当然不表赞同。唐君毅对“保守”的涵义曾经作过分析，他从事实与价值的区分出发，认为对于进步或保守的判定，不能以事实或时代风势作为判定的标准，而只能以原则或理由作为标准。
      传统文化的回声曾经招致反传统主义者的尖锐批评。1925年，陈序经在《中国文化之出路》一文中提出了“全盘西化”的思想。张罄则针锋相对写了一篇《中国文化之死路》来加以反驳。在对五四运动的看法上，张罄认为，“中国的五四运动，早已做了陈博士所宣传的全盘接受西洋文化——资本文化的试验事业。”陈序经在谈到他的思想与五四运动的关系时，并不认为五四时期的反传统主义者已经形成了全盘西化的思想。“五四运动时代的中国思想界之认训西洋文化和西化主张之影响于中国人，比较中国的过去的西化运动较为普遍，然我不觉得她是一个全盘百彻底的西化运动。”
      不过，这并不是说陈序经的“全盘西化”与五四运动没有关联。陈序经的“全盘西化”论显然是对五四以后中国社会发展的坎坷过程的焦灼心理的体现。他的主要的批判对象已经不是江河日下的复古派，而是他所认为的以胡适为代表的影响广泛的折衷派。陈序经认为，正是这种似是而非的折衷言论造成了中国社会发展的迟缓。对于“全盘西化论”，只在形式上演绎打转，并未接触到中西文化冲激后所发生的许多复杂的文化变迁实质性问题。”这种激进的思想背后的思想模式实际上与传统的思想模式脱不了干系，“单从思想方面的历史背景来理解，这种形式主义式样思想是直接受了中国传统一元论思想模式之影响所致。”
      在近现代西学引进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也传入了中国。从某种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是近现代西方文明进行批判的产物。马克思不仅构想了一处新的社会形态，而且找到了实现这一社会形态的具体途径。因此，马克思主义无论是在历史领域还是在现实领域都有着很大的影响。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在“问题与主义”、唯物史观等各种理论论战中的优异表现，促进了它的广泛传播。在史学领域，郭沫若等一些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运用唯物史观来解说中国历史，在中国历史分期、社会性质等问题上做出了独到的贡献。在现实领域，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分析中国革命的实际，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决定论”与“文化决定论”是根本对立的，他们对“文化决定论”的观点进行了猛烈的批判。但有的学者却有意无意地把马克思主义看成“经济史观”，这种看法显然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一种片面化的理解。
     随着1949年新中国建立，马克思主义成了当代中国社会的意识形态。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问题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文革以后，随着思想解放的逐步展开，理论反思的更改时代终于到来了。
      近现代文化论争中所形成的各种文化派别形成一个对立的互动结构。陈序经已经自觉地把当时的文化论争划分为三派：复古派、折衷派和西化派。但此后不久，复古派已悄然退出历史舞台。国内外学术界一般认为，近现代的文化论争形成了保守主义、自由主义和思想主义等三派分立的基本格局。这三派的基本思想固然存在着相互对立的方面，但它们同时思想起源、文化观念和思维方法上也有着某种一致或接近的一方面。美国汉学家史华兹认为，上述三派都是在“许多共同观念的同一架构里运作”。有些当代新儒学家也表述这们的看法，他们认为，中国未来的希望乃在于马列、西化和传统儒家人文思想三者健康的互动是见仁见智的。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文化思想的互动乃至涵化具有不可避免的客观性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