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0吨垃圾被倾倒在苏州太湖，5600吨垃圾被倾倒在南通河沟，400多吨垃圾被偷倒在徐州山村……据不完全统计，仅2016年全国范围内被媒体曝光的垃圾跨界偷倒案件就达16起，呈高发态势。

　　半月谈记者综合调查发现，一些地方因自身垃圾处理能力有限，会选择将部分垃圾交给第三方处置。一些承接垃圾外运处置的外包第三方并不具备相应处置资质；部分外包第三方还常常从地方政府接手外运处置生意后，转包给下游。

　　在2016年12月宣判的上海垃圾偷倒无锡惠山区一案中，没有运输处置垃圾资质的徐某轻松获得了垃圾处置权，并以每吨48元至78元的成本对垃圾进行处置，而当时处置这些垃圾的市场价约为每吨286元。

　　“我也不管是什么货，只管运!”2016年7月，运送垃圾到苏州太湖西山违法倾倒的“安航机00008”船主对调查人员如是说。该案中，“中间人”可以从中获利每吨至少30元，为垃圾寻找倾倒地点的人获利每吨约5元。

　　“按理说，垃圾车是不能乱走的!”江苏阳光朗洁物业管理有限公司负责人简祖江说，垃圾应该运到政府指定的焚烧厂和填埋场，没有运输服务许可证是不能运送垃圾的，更不要说运到外地。

　　中国人民大学环境政策与环境规划研究所所长宋国君认为，国内的垃圾偷倒与垃圾运输和处理过程中的权责不分、监管不力有关。宋国君指出，生活垃圾跨省外运都设有转移联单制度，即使输出地将垃圾外包给第三方后，垃圾产生地环保部门也负有监管之责，接入地环保部门可直接处罚偷倒企业。

　　“应当将所有垃圾纳入监控。”南京大学环境学院环境工程系副教授吴军举例说，快递查询功能都能细化到物流节点、揽件员、快递员，同样的技术能否植入到垃圾处理中来?这样，监管部门可以实时掌控垃圾动态。

　　大数据也可以为监控垃圾去向助力。万德福公共设施制造有限公司总经理冯三涛说，业内已有企业在做垃圾的大数据，通过传感器的数据搜集，从垃圾被扔进垃圾桶到垃圾进入焚烧厂、填埋场都可以全程记录。

　　宋国君认为，现实存在三四线城市垃圾焚烧厂吃不饱，而一二线城市垃圾无处安放的矛盾，这就需要垃圾处理实现区域综合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