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车数量到底有多少仍然是个谜，还怎么改革？公众怎么知情和监督公车改革？怎么根据实际情况分析形势提出建设性建议？这从侧面告诉我们，公车改革只在传统的改革语境、思路、模式之中打转转。

　　前日，在北京治堵方案的报道中，有关部门“背靠背”地发布了两条关于公车的重大新闻。一条是北京“‘十二五’期间将重启公务车改革”，另一条是公务车数量“很敏感”、不便回应。在新一轮公车改革渐起之际，这两条消息在同日传播，令人五味杂陈。

　　公车改革，信息公开是重要环节之一。连公车数量到底有多少仍然是个谜，还怎么改革？公众怎么知情和监督公车改革？怎么根据实际情况分析形势提出建设性建议？这从侧面告诉我们，公车改革只在传统的改革语境、思路、模式之中打转转。因为思路决定着出路，模式则决定着改革成败。

　　目前各地试行的车改，主要有三种模式，在实践中也大多陷入改革困境。

　　第一种是货币化。按职级发放交通补贴，取消公车。这种模式，改革者的积极性最高，也能减轻财政负担。但结果不仅导致一些官员“车补照拿公车照坐”，更因近年一些地方县委书记一级就动辄年补8万的车补，令公众怀疑这是一种权力自肥。

　　第二种是虚拟货币化。取消各部门公车，建立相关公车管理机构统一调用，经费定额包干，额度逐年调整，不入个人腰包。这种模式在不少地方推行的结果，的确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公共财政的负担。但这实质上是在承认现有公车体系下的一种集约化改革办法，是决策者迫于财政压力而不得已进行的减负式改革，缺乏根本上的制度设计。

　　第三种是严格管理。什么级别配车、配什么车，都按规定来；公车什么时候用、用来干什么都受规章制约。这是一种理想化的模式，严格来说也称不上改革，而是属于管理范畴，最多算管理的改革创新。但在实际上这种模式受到了严峻挑战，权力在资源配置方面的强大力量，使有关规定规章早就被突破，再依靠权力自律收回现有福利，难于登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