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几年，中国在经济保持持续增长的同时，国家安全却压力空前、挑战严峻，成为当前中国外交必须面对和解决的突出问题。

　　一方面，随着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的渐次蔓延，西方发达国家的整体性衰落与新兴发展中大国的群体性崛起形成鲜明对照，世界政治经济格局悄然生变。中国作为世界经济引擎，不但经受住了经济危机的冲击，并且在2010年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正在努力化“危”为“机”，将此次经济危机当作调结构稳增长的改革新契机。目前，在全球经济不景气的大背景下，中国经济总体企稳向好、表现突出。

　　另一方面，伴随着“中国责任论”成为西方涉华的主流舆论，中国国家安全经历一系列重大考验。从某些西方国家将奥运政治化到北京奥运火炬海外传递受阻事件，从2008年西藏“3·14”事件到2009年新疆“7·5”事件，从2010年中日撞船事件到2012年的黄岩岛事件及日本宣称对钓鱼岛实现“国有化”，从国内多起恶性暴恐事件到越南的反华暴乱，中国的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面临严峻局面。在当前美国重返亚太、俄罗斯复兴、日本国家“正常化”和新兴大国崛起的态势下，中国所处地缘政治格局正朝多极化方向发展，使得维护安全利益的任务愈加艰巨。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外交基本定位于服务经济发展大局，努力为国内经济建设营造良好外部环境。中国先后与172个国家建立正式外交关系，深入参与各类国际组织并扮演着愈益重要的角色。然而，中国近几年在安全方面也遭遇到诸多新问题、新挑战，国内问题“国际化”、双边问题“多边化”等特点突出，因此，彻底解决内政问题必须结合外交手段，中国外交必须在新形势下作出调整和改变。

　　从首次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到党的十八大，再到刚刚闭幕的亚信峰会，在应对前所未有的周边外交纠纷和冲突事件中，我国正在积极探索开展中国特色大国外交。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坚持睦邻、安邻、富邻，践行亲、诚、惠、容理念，努力使自身发展更好地惠及亚洲国家，这些可看作中国“新亚洲外交”理念和实践的发端。

　　“新亚洲”不仅是这届亚信峰会的关键词，还是当前中国外交转型的应有之义。这代表了中国大周边外交的目标和方向，即通过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打造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升级版，以利益为纽带共筑“亚洲大家园”。而“新外交”区别于传统中国外交之处，是在坚持外交服务经济大局的基础上，拓展深化安全领域的务实合作，倡导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亚洲安全观，创新安全理念，搭建上海合作组织和亚信会议 “双核”支撑的地区安全合作平台。新亚洲外交是十八大以来中国夯实地缘战略依托的集中表现，比以往的外交概念覆盖更广、立意更高、影响更大。

　　近年来，西方有很多关于中国新亚洲外交的类似讨论，其中有些观点基于历史比较研究，将中国新亚洲外交与1823年美国的门罗主义，或与日本20世纪40年代的“大东亚共荣圈”及后来的“东亚共同体”构想相提并论。比如，在美国海军战争军事学院2012年年会上，有学者将中国在临近海域的政策主张比拟为美国在门罗主义盛行时的加勒比海和墨西哥湾政策，认为二者存在相似性，只是中国的主权要求比美国走得更远、更严格。同样，有日本学者认为中国在亚信峰会上力图发挥“地区领导者”或“亚洲领袖”的作用。

　　然而，中国的新亚洲外交与美国门罗主义和日本“东亚共同体”构想截然不同。中国新亚洲外交的核心指导思想是通过平等开放的伙伴计划和行为准则，深化经济和安全领域合作，以中国的可持续发展带动亚洲国家的共同发展，最终实现全亚洲的繁荣、和平与稳定。这与门罗主义的划定势力范围、强做美洲警察，以及与服务于日本大陆政策并有殖民侵略色彩的 “大东亚共荣圈”，无论在旨归还是在路径上，都有着质的区别。

　　总之，新亚洲外交是中国顺应国内外形势变化的新举措，是安全与经济“双核”并重的外交新理念，是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的新规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