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5月，我及工作人员应邀来到珠海某博物馆，对其馆藏文物进行鉴定、研究。在众多的藏品中偶然发现一组枢府卵白釉瓷“欧罗巴”人种传教士雕塑人物造像。这一发现令我这个一直从事古陶瓷研究工作的人来说是异常激动的。通过我手进行传统眼学鉴定的瓷器也已有几万件了，它们遍及南北东西各个窑口，还从未见到过这般造型、面相成批的古瓷塑像，而且还是有着诸多争议的卵白釉雕塑像。

（图1）

      这套“欧罗巴”人瓷像一组共12个（图1），高度在35㎝～40㎝、宽度在18㎝～20㎝之间。如果被证实它们确实属于元代产品的话，那么它将证明欧洲传教士再次进入我国准确的历史时间，还将展现西教在我国活动的一段历史背景，极有可能用实物填补元早期这段时间西教在中国的存在和传播的历史空白，同时也可能证明着更多更多……
总之，这组“欧罗巴”人瓷塑像具有极高的研究价值，它的横空出世让人们不得不为之惊叹！

科学检测确定其生辰年代

      鉴于我们倡导和坚持以“传统鉴定和科学鉴定相结合”的鉴定理念，所以一直以严谨认真的态度对待之。为此我们改变了通常一组器物一般只抽少数几个有代表性样品进行检测的做法，而是对这整组瓷塑像的每一件分别进行检测。检测的结果：虽然每一件瓷塑像的检测数据略微不同（这属于正常范围），但每一件瓷塑像都是14世纪（公元1301年至1400年、即元代）早期，景德镇窑产品。
      为慎重起见，在科学检测的基础上我们再运用传统眼学鉴定方法对其胎、彩、釉、造型、制作工艺、烧造温度等进行眼学和显微观察分析：这组枢府釉卵白瓷“欧罗巴”人雕塑像具有典型的元代早期瓷器作品的特点，其胎釉结合紧密，釉面厚薄均匀，烧造温度掌握适当，釉色呈卵白色，雕塑造型各异，人物捏塑把握准确到位，有的带有明显而又自然的水土浸泡的岁月痕迹，传统的鉴定结果认为完全符合元代枢密院官窑的产品等级。
      元景德镇窑一直致力于白釉的研烧，从公元1295年青白釉发展到公元1305年卵白釉的成功烧造，元官方用瓷以卵白釉为标准的记载，符合科技测试的结果，这更加证明了元早期“黄金家族”对西教的重视，而民用或商用小窑口想要烧造这组造像在当时的生产能力和技术水平上存在相当大的难度。

（图2）

      关于元代是否有官窑，多年来业界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笔者认为，元代在浮梁县设浮梁瓷局统管景德镇瓷器的烧造，瓷器的生产由官方专管专卖，这与我国解放初期公私合营后所有厂家的产品都带有官家性质类似。因此可以肯定的说，元代烧造的陶瓷都归国家统管，不存在官民之分，只有大窑口和小窑口、官用瓷和商用瓷、粗瓷和精瓷的区别，皆属于官窑。因此说这组瓷像属于官窑产品是根据可寻的。

（图3）

欧罗巴人瓷塑像的来源

      据博物馆馆长讲述，20世纪80年代早期某夏秋交替的一天，该博物馆接到一个电话让馆长去看一批外国洋人的瓷塑像，此人也讲不清是些什么东西，只说是全部是穿长袍打赤脚的外国人。其中有抱小孩，有的拄拐棍，有长翅膀的，还有双手合十、双手抱头、手上捧鸟的等等（图2）（图3）。它们全部是在施工时从一个废弃的古代教堂下面挖出来的。馆长当时看过后认为，这样的造像在国内不可能有人买，因此就不存在有新仿；也不像是用于出口的现代艺术品。馆长认为是老器，将其带回博物馆搁置在一角，从此再也没打开过，直至这次鉴定才使其重见天日。

元代时期有可能烧制西方神仙塑像吗？

      道教作为我国的原始宗教在华夏大地已经传播了2000多年。据史料记载在东汉末年传入的佛教在我国也已经有1800多年的历史。那么，世界几大宗教中的天主教和伊斯兰教传入我国在何时呢？依据大唐贞观年间刻制的“大秦景教传入中国碑”记载，伊斯兰教和天主教大约在公元7世纪传入中国。天主教作为世界上四大教派之一，自传入中国后就同其它教派一样融入了中国元素，且在唐朝早期时得到了皇室的特殊关照。至唐代会昌五年（公元845年）武宗灭佛运动之前，天主教在大唐已经流传了约200年。唐武宗灭佛运动时，所有外来的宗教（连同佛教）皆被禁止。此后，天主教等教会在华夏大地几乎销声匿迹。
那么，从何时开始天主教又再次进入中国？史料记载，元代早期天主教在中国又流传兴盛起来。公元1145年蒙古人还没有入主中原时，罗马教皇就派传教士柏郎嘉斌（Giovanni dapi or earpino)来东方与蒙古人联络，他历时一年到达蒙古都城喀拉固会（karauruk)见到了新君定宗，此后，蒙古大汗与天主教罗马教廷有着密切联系并建立深厚地友谊。在元世祖忽必烈入主中原（公元1279年）后，天主教为皇帝祈祷。元成组继位后，在太德四年（公元1300年）于大都刚巴里克（北京）设天主教区，主教为意大利人乔伐尼蒙高味诺（Giovanidamontegarvino），至公元1336年蒙古人帖木兰入侵欧洲以后，欧亚交通受阻，西方传教士停止东来，中国开始闭关自守，天主教在华夏大地又一次日渐衰微。直至公元1368年元灭亡前都未能再得兴盛。直至明代万历十年（公元1582年）欧洲人利马窦来华传教，天主教在明代又流行和传播起来，直至今日。
      由以上情况可以看出：在元代早中期景德镇窑完全有氛围、有条件、有能力技术烧制这批西方神圣（传教士塑像）。

      这组“欧罗巴”人瓷塑像系元代早期景德镇烧制的枢府釉（卵白釉）瓷器，与文献记载的在元代早中期天主教再次进入中国并流传兴盛的历史情况完全吻合。正是由于元代早中期天主教在中国流行这样的社会背景，由国家派员控制烧造瓷业的景德镇窑才可能烧制出这组“欧罗巴”人瓷塑像。这组瓷塑像作为文物的实物证据与文献记载互相印证，并还原了这段西教在中国的活动历史境况。可以肯定其作为文物的考古研究和科研价值是唯一至关重要的实物证据，到目前为止没有出现任何考古单位发掘出这样的实物藏品记录。

这组传教士瓷塑像的用途

      烧制这组瓷塑像的动因是什么？主要作什么用途？笔者认为：
      其一，可能是供教堂摆放供奉之物。西教为适应中国信众的信仰习惯，在教堂建成之后，像中国的寺庙里摆放一些佛像一样，供奉一些西方神像，他们有祈福保平安的，有怯病消灾的，有送子纳祥的，有传递福音的等等，这样便将看不见摸不着的上帝人格化、实在化。
      其二，中国厚葬风俗在对待西教上的反映。传教士中不免有德高望重者，有各司不同职务的代表人物，信徒把他们当作上帝的使者来尊重对待。为了在心灵上与上帝保持联系，得到上帝的福佑，雕塑出自己想象中或是已经逝去的上帝的使者形象，让这些上帝的使者与自己同在。
      其三，信徒顶礼膜拜的对象。自东汉时佛教传入中国以来，佛教信徒就不断修佛堂、寺庙、凿石窟、铸佛像等，并将佛像请回家中上香礼拜。从佛教信徒那里得到启发，天主教信徒亦采取这种方式，将传教士的塑像放置入家中进行礼拜。
      其四，耶稣有12个门徒（最后的晚餐有详细描述，我们不在累述），这是否是传教士中的教主或其代表人物的什么意愿，为表示某种情感而定烧的信物之可能性……
与同期古希腊、古罗马雕塑相比的鉴定
天主教（国际上，基督教是天主教、东正教、基督新教的统称。这三个教会的信徒都称为基督信徒。）再次在中国流行，除蒙古皇室的热衷和信仰外，广大信众对天主教的推广也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此时正值欧洲雕塑艺术史上称为“黑暗潮”结束的前夜，受天主教正统思想桎梏和压抑过久的雕塑艺人开始制作带有自己思想的艺术作品。欧洲中世纪雕塑在艺术史上被认为是古希腊、古罗马至15世纪文艺复兴之间的一个过渡，由于前后两个时期的艺术成就有差距，欧洲此时的民族文化寺迁徙、大融合并与基督教正统思想形成了它独特的世界观和审美思想，东方人的审美观念也悄悄的渗透到他们的创作当中，种种因素的影响以至于中世纪雕塑美术形成了不同的美学特色。
      欧洲自公元5世纪至15世纪文艺复兴开始，一千多年的西方雕塑艺术被基督教文明所取代，教会成为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的权威和组织者，艺术完全为宗教服务，宗教同时也承载着艺术的发展，非写实的教条充满着宗教色彩的艺术风格主宰了整个欧洲美术。
天主教的教义是对神的敬畏，是赎罪、奉献、追求永生，其主题在神不在人，歌颂神性而非肉身。古希腊、古罗马的雕塑艺术讲比例、立体感，求均衡、肌肉及人体美，注重形态、对称、求真美。作为宗教艺术品，要求弘扬神性，表现威严，从这一角度来分析这批雕塑作品，笔者肯定的说，此组雕塑不仅达到它弘扬神性、表现威严的目的，同时对人物的造型、比例、动态不完全追求准确真实性。因此这组雕塑像形成了以下两个特征：
      一、 非写实性。用寓意、象征、夸张等手法形成一种非现实的宗教感，使人置身雕像前就能感受到强烈的神的“压抑”，亦感受到神的威严和神圣不可侵犯。
      二、 制作法则。有意识的配合放置地点，将雕塑像有限的变形和夸张，使之与环境和谐统一。
      世界各民族的相互征服进而促进了文化艺术的整合，各民族的文化传统相结合转而为宗教服务。西方雕塑借鉴东方抽象夸张形式特别是拜占庭美术表现的更为突出。
      西方进入基督教时代后，宗教对雕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由于宗教的禁欲主义思想影响了雕塑家的创作灵感，雕塑作品带有浓厚的禁欲主义色彩，艺术表现宗教精神倾向达到了顶点，哥特式艺术取得了辉煌成就，哥特式艺术完全成为为上帝歌颂光荣的文明信仰的反映，也许中世纪雕塑艺术长期受到桎梏和压抑才会产生15世纪出现的文艺复兴的非凡爆发力。
雕塑艺术品在中世纪往往只是教堂的附属品，起着再现教义和渲染宗教气氛的作用。创作普遍只是被动的为宗教服务，但作为热爱艺术、勇于探索的艺术家，他们敢于在教规、教义所允许的范围内，对作品赋予自己的理解和认识，流露出世俗性雕塑的特点，表达了人的情感变通和对艺术的追求。这组雕像就是极好的体现了这一特点的艺术作品。
      这组雕像所反映的人物造型各异，带翅膀的有可能是天使，抱孩子的也有可能是圣父圣婴，雕像中每个人表情矜持而安详，体态肃穆静止，表现出真诚而虔诚的情感。这组雕像构图简洁，人物表情多样，体态生动，衣裙转折重叠，雕塑十分自然，充满写实主义的风格。它突破了严肃、平板的寺院模式，具备明快爽朗风格，可见当时中国雕塑艺术完全吸收了西方艺术之精华，而又尽可能的发挥东方艺术赋予神像雕塑的韵味再创作，有着浓厚的生活气息。
     也许是出于虔诚的心，也许是某种情况的突发，又将其藏于地下保留至今，给我们留下了实物胜于雄辩的文物证据，为人类留下了历史的踪迹和文明的财富。
     总之，天主教人物造像从时间上看，它为天主教在中华大地上的流行和传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实物证据。我们可以发挥无尽的相像力来探索它的实际用途。作为历史学术问题，我们应该用科学严谨的态度来分析判断，用更加科学的方法来验证历史上的一些似是而非的记载。天主教虽然在中国的流行与传播一波三折，但是它作为一个教派，在教化民众，提高国民道德水准，普及民众教育、拯救陷溺人心、实现清明政治等方面，它和其它教派一样，皆对历史的发展起着比较积极的推动作用。
                          云南省收藏家协会古陶瓷科学检测实验室主任  沈华友
                          中国专家学者协会文物鉴定专家委员会 会员   康全龙
                                                                2013年1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