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庆刚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对于当代中国和中国共产党来说，学习历史，最直接和最重要的是以党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94年历史为借鉴，在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征程中，不断汲取前行的智慧和力量。

　　相信群众，相信党

　　党和群众的关系是党的历史中的一条主线。没有党的领导，中国革命不会成功；没有群众的拥护和支持，中国革命也不会胜利，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中的领导与执政地位也就无从谈起。毛泽东同志曾深刻总结指出：“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这是两条根本的原理。如果怀疑这两条原理，那就什么事情也做不成了。”（《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22页）

　　相信群众，并不是放弃党的领导，不是一切任由群众说了算。在解放战争时期的土地改革运动中，为了发动群众，解放区将贫雇农的利益和贫农团的带头作用放在第一位，这是正确的，但在有的地方出现了由贫雇农包办一切的情况，喊出了“贫雇农打江山坐江山”的口号。对此，毛泽东明确指出：“‘贫雇农打江山坐江山’的口号是错误的。在乡村，是雇农、贫农、中农和其他劳动人民联合一道，在共产党领导之下打江山坐江山，而不是单独贫雇农打江山坐江山。在全国，是工人，农民（包括新富农），独立工商业者，被反动势力所压迫和损害的中小资本家，学生、教员、教授、一般知识分子，自由职业者，开明绅士，一般公务人员，被压迫的少数民族和海外华侨，联合一道，在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的领导之下，打江山坐江山，而不是少数人打江山坐江山。”（《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68—1269页）党中央的及时纠偏，保证了土地改革的顺利进行。

　　相信党，并不是不要群众的监督，不是不要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毛泽东在和黄炎培著名的“窑洞对”中指出，中国共产党能够跳出历史周期律。只有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党），政府（党）才不敢松懈，才不会人亡政（党）息。从中国历史来看，往往在面临胜利或相对和平的环境中，一些人在功成名就之后经不起考验，拜倒在金钱、美色面前。对此，党中央未雨绸缪，坚决予以防止。1944年在抗战胜利在望的时候，毛泽东高度评价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要求在解放区重印这篇文章，目的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1949年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提醒全党防止因胜利而骄傲、以功臣自居、贪图享乐等情绪的滋长，“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两个务必”也由此成为共产党从严治党的标杆。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提出全面从严治党。习近平同志指出，毛泽东同志当年提出的“两个务必”，包含着对我国几千年历史治乱规律的深刻借鉴，包含着对我们党艰苦卓绝奋斗历程的深刻总结，包含着对胜利了的政党永葆先进性和纯洁性、对即将诞生的人民政权实现长治久安的深刻忧思，思想意义和历史意义十分深远。他明确提出：“凡是影响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的问题都要及时解决，凡是损害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病症都要认真医治，凡是滋生在党的健康肌体上的毒瘤都要坚决祛除，通过持之以恒的努力，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毛泽东指出：抓住了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党的历史表明，只要抓住和解决了社会主要矛盾，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就会胜利推向前进。反之，如果抓错了或没有解决主要矛盾，党和人民的事业就会遭受挫折和损失。

　　大革命失败后，以国共两党为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和工人农民之间的阶级矛盾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中日之间的民族矛盾开始超越国共之间的阶级矛盾逐渐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大义为重，号召全国全民共同抗日。有学者评价说：“1932年4月，毛泽东和朱德对日宣战。这在当时让人（中华苏维埃之外听到这话的少数人）听了发笑，但是十年以后，这看上去就像是天才的一笔，虽然他们在几年之内没见到一个日本人，虽然他们只控制很小比例的中国人口（他们只能管辖不到900万人）。但是毛泽东是有眼光的。”“中国是底线。如果中国处于危险之中，那就没有什么比挽救中国更重要。中国没有了，那么一切关于革命的谈论就只是没有根的知识分子的空谈。”（[美]罗斯·特里尔著，何宇光、刘加英译：《毛泽东传（最新版全译本）》（插图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49页）即使在长征进行战略转移的情况下，党中央仍然高举北上抗日的旗帜。尽管红军长征是被迫的，但北上抗日却是主动的，它体现了党对主要矛盾转化及时而又准确的把握，为党最终赢得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支持、赢得政治上的主动、进而赢得革命的最终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革命的胜利、新中国的建立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扫清了障碍、提供了保障。1956年党的八大通过决议指出：“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求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因此，党的工作重点是领导全国人民搞经济建设，大力发展生产力，实现国家的工业化，以逐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的需要。这一判断非常可贵，符合我国历史发展的客观进程，符合全国人民的共同愿望。可惜的是，此后一段时期对这一判断的认识出现了反复，发生了转折。

　　事非经过不知难。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使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达成了这样的共识，那就是党中央反复强调并在十八大报告中再次重申的“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始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仍需要抓住和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

　　把握战略机遇

　　在中国革命中，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相互交织，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不断转换，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运用辩证分析方法，适时地进行战略调整，实现了由土地革命战争向抗日战争再到解放战争的转变。而每一阶段转变的成功，总是与党善于把握战略机遇、调整战略部署相关。比如，在解放战争中经过第一阶段的防御作战，到1947年战场形势发生了有利于我军的变化，党中央、毛泽东毅然决定以刘邓大军强渡黄河挺进大别山，以陈谢、陈粟两支大军挺进豫西和豫皖苏边区，并以西北野战军和华东野战军东线兵团全力钳制陕北、山东敌军主力，形成了中央突破、两翼钳制、内外线密切协同配合的战略部署，把主要战场推进到国统区，实现了由战略防御到战略进攻的转变，为胜利打开了新局面。

　　战争取胜的机遇来之不易，科技发展的机遇稍纵即逝。奈斯比特指出：“1956年，担任技术、管理和事务工作的白领工人人数在美国历史上第一次超过了蓝领工人。工业的美国正让位给一个新社会，在这个新社会里，我们大多数人是历史上第一次同信息打交道，而不是生产商品。”他说：“第二年—1957年—标志着信息革命全球化的开始：俄国人发射了人造地球卫星，这正是成长中的信息社会所缺少的技术催化剂。人造地球卫星的真正重要性不是它开始了太空时代，而是它引来了全球卫星通信的时代”。（[美]约翰·奈斯比特著、孙道章等译、刘蘅芳等校：《大趋势—改变我们生活的十个新趋向》，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第14页）对于科技革命带来的机遇与挑战，党有了初步的然而又是正确的判断。1956年1月周恩来指出：“人类面临着一个新的科学技术和工业革命的前夕”“认真而不是空谈地向现代科学进军”。毛泽东也指出：“现在我们是革什么命呢？现在是革技术的命，叫技术革命，叫文化革命，要搞科学，要革愚蠢同无知的命。”1956年3月，中央批准成立国家科学委员会，制定1956—1967年科学技术远景规划。尽管后来受到“左”倾错误干扰，我国仍然取得了以“两弹一星”为代表的国防尖端科技成果。著名科学家钱学森指出：“回想当年，党中央、毛主席下决心搞‘两弹’，那真是了不起的决策。那个时候，我们的工业基础十分薄弱，连汽车都没造出来，竟决定搞最尖端的技术—导弹和原子弹，没有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伟大胸怀和气魄，谁敢作这样的决策？”（钱学森：“一切成就归于党”，《人民日报》2001年6月25日）可以说，我国大国地位的取得，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高瞻远瞩把握机遇的深邃眼光分不开。

　　在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道路上，党领导人民正在进行许多具有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仍需要党把握战略机遇，应对挑战。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贵州考察工作时指出，要聚焦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个既定目标，着眼于我国未来5年乃至更长远的发展，深刻把握世界经济发展的新趋向新态势，深刻把握我国经济发展的新特点新要求，深刻把握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目标新任务，深刻把握我们面临的新挑战新机遇，突出前瞻性和引领性，既不能脱离实际、提过高的目标和要求，也不能囿于一时困难和问题而缩手缩脚。这是历史的启示，也是赢得主动、赢得优势、赢得未来的战略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