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12月29日，年末。新的一年在寒风中即将揭幕，而岁末的祝福通过短信、QQ、MSN、电邮……这些现代科技的快捷传递，带着温暖和感动缤纷而至。传统的贺卡似乎在越来越快节奏的生活中渐行渐远了，然而，就在这样一个不刮风都刺骨的北国的一个上午，我接到德高望重的生态学专家徐凤翔老师的电话，说有贺卡给我寄来。
徐凤翔，生态学教授，1978年始进藏工作近20年，曾任西藏农牧学院林学系教授、西藏高原生态研究所所长。她在西藏高原森林深处搭建了小木屋，开创了高原生态研究的先河。20世纪80年代，著名作家黄宗英的一篇记载徐凤翔西藏经历的报告文学《小木屋》一经面世，就感动并震撼了亿万读者。自此，这位扎根西藏林海、拓荒高原生态研究的“森林女神”的传奇经历终于为大众所熟知。后来，徐凤翔来到北京市，并在京西的灵山一手修建了自己的第二座“小木屋”，并在这里开始履行起一个生态学家的社会责任和使命。
今天，接到徐老师的电话，除了温暖和感动，却有别样滋味在心头。按理说，应该是我去拜望，至少平常打打电话问候一下老人家的，但自2006年底我带着记者去专访徐老师之后，就再也没去看望过她，今年甚至连个电话都没打过，种种诸如“联系电话找不到了”、“平日太繁忙了”等理由在徐老师的热情问候中都显得那么卑微和苍白，惭愧不已。
我对徐老师说：“您老别寄了，我来拿，我来看看您！”
忆当年，与徐老师的因“绿”结缘
认识徐老师是5年前的事，而专注徐老师要从我进入绿色传媒算起。2003年，非典之后的6月28日，我抖落江城的尘埃，只身北上，来到国家林业局的机关报《中国绿色时报》做一线记者。人生在我面前翻开新的一页的时候，一切都还来不及体会，一切都从新的开始，包括对林业、生态等方面的了解和学习，还有对人的认知和熟悉。这些人中，自然有徐凤翔老师。那个时候对她的了解仅仅限于一些零碎资料的介绍：
47岁那年，徐凤翔辞别家人，背起行囊，毅然攀上被许多人视为畏途的雪域高原。在人迹罕至的高山林海，徐凤翔孤身一人，一待就是18年，上攀珠峰大本营，下临墨脱幽谷，西达阿里、羌塘，东越横断山脉、并流“三江”，克服千难万险，建造了第一座“小木屋”——西藏高原生态研究所，成为这一领域的拓荒者，被同行誉为“梅开二度，香自苦寒”。
1995年，从雪域高原走下来的徐凤翔已是年过花甲。她放弃天伦之乐，独自一人，上了北京的“珠峰”——灵山，创建了第二座“小木屋”——北京灵山生态研究所。这座“小木屋”集生态科研、环保教育、西藏“窗口”于一体，被海内外人士誉为真正的生态科教基地、汉藏团结的绿色纽带，徐凤翔因此在2003年荣获国家环保大奖——“地球奖”。
步入新世纪，“古稀”之年的徐凤翔又开始了事业上的又一次攀越——进行“中国高原生态对比考察”。5年中，她先后重访西南边陲山林，再攀西藏峡谷险峰，奔波于天山大漠，探绿于黄河源头，访沙于内蒙古阿拉善。2005年春，她集考察之成果，在北京三联书店举行了中国高原生态展，以生动的图片和精妙的文字展示四大高原的生态危情，获得了各界的广泛好评。
在实地考察的同时，徐凤翔还笔耕不辍，先后撰写了《西藏高原森林生态研究》、《西藏野生花卉》等专著和论文。同时，还制作了多部电教片：“西藏生态行”、“新疆生态行”等。
这样的介绍，概括了徐凤翔的传奇历程，虽然粗象，但仍令人惊叹。所以，自那个时候起，就希望有一天能见到徐凤翔老师。
半年后的2004年初，我从《中国绿色时报》出来，直接进入了同属国家林业局的另一份绿色期刊——《绿色中国》杂志社。这份杂志的前身是《林业经济》。2003年底适逢杂志改刊，而我又一直对期刊情有独钟，所以在原中国绿色时报主任记者、现《环境保护》杂志社常务副社长胡勘平的举荐下，自然过渡到了《绿色中国》，并成为该杂志创刊人之一。
杂志运行初期的一天，冬天的寒气还没过去，一位老人走进了办公室，说自己是徐凤翔，来找胡勘平的。我一愣，随即回过神来，忙不迭地把徐老师让进办公室。
眼前的徐老师就是我一直希望见到的那一位吗？没错，就是她！至今回想起徐老师的音容相貌仍记忆犹新，初次见面，没想到她老人家是那么的平易近人，那么的热情。徐老师的到来，乐坏了一帮刚从大学出来的年轻采编人员。他们纷纷围着徐老师签名、留影，徐老师乐呵呵地一一应允。
后来，因一次花博会在北京农展馆开幕，徐老师给我打电话问我知不知道情况。我联系到原《中国花卉园艺》（中国花协主办）的总编辑高立鹏，了解情况后的第二天，我陪徐老师参观了那次花博会。在花博会上，老人走到哪，笑声留到哪，当她看到来自高原的花卉在展会上展示时，老人家会心地的笑声更爽朗了，她仔细看着那些花卉，神情是那么的专注。周围的参观者知道徐老师的身份后，纷纷和老人家合影留念。
徐老师文笔很好，也拍得一些非常珍贵的照片。此后，我以约稿为名，和徐老师就有了更多的接触，并在这年秋天，受徐老师邀请，拜访了北京灵山“小木屋”。
小木屋，见证一世“生态情”
2004年仲秋，北京城内暑气未减，但京西的灵山已有了寒意。这次，我和林业专家、知名环保人士沈孝辉老师受徐老师之邀，参加在北京灵山生态研究所召开的“中国高原生态对比考察”成果研讨会。遗憾的是，沈老师要参加此前已答应过的一个重要会议，所以不能同往，只好委托我向徐老师表示歉意，并转达他的问候。
研究所在灵山深处，交融不便，徐老师担心我们找不到，就特意安排司机开车到苹果园地铁接我们。经过弯弯曲曲的盘山公路的颠簸，我们进入了灵山研究所的领地，此刻，徐老师已经笑吟吟地在门口迎候着我们一行。我赶忙下车，握着徐老师的手送出我真挚的祝福和问候，向她老人家转达了沈老师的歉意和问候。
这时候的徐老师，刚刚从西藏回来。这次，是在儿子的陪伴下，沿着1978年进藏的线路，坐着吉普车重返了一次“小木屋”。介绍这些的时候，老人有些哽咽：“这次去了，还不知道下次什么时候呢？就算是告别之旅吧……”
大家见此，都宽慰起徐老师来。徐老师停顿了半刻，立刻恢复了一贯的爽朗神态，说：“走，趁着客人还没到齐，我先带着你们转转吧，看看我北京的小木屋！”
“木屋山人——徐凤翔”灵山“小木屋”匾额下方的落款吸引了我。原来，徐老师发表文章用了不少笔名，用去用来，还是觉得这个合适。徐老师笑着解释道：“山人，以山为家，以高原为基地，不好意思，就落在上面，挂在这儿了。”
掩隐在绿树丛中的灵山“小木屋”，徐老师称它是北京的“珠穆拉玛”，并配以诗句示予路人：“人间四月芳菲尽，三桃三杏始盛开。”时下，“小木屋”院里院外，树影婆娑，姹紫嫣红。当年，徐凤翔选中此地，看好这里的近百株百年以上的核桃树，以及有条件做她的“高原生态对比考察”。如今，从西藏引种的乔、灌、草等植物有近百种，尤其那红蕊黄牡丹竟开得娇艳可人。藏式的围栏、房舍、生态环保教学楼和生活附属设施，处处洋溢着浓郁的西藏风情。
在小木屋的展示大厅，徐老师把中国生态现状以图片的形式展示在我们面前，江河湖海在这里汹涌澎湃，千年不朽的胡杨在这里傲然挺拔……但是，现实中的中国之水正在一天天被污染，挺拔的胡杨正在沙海前沿摇曳，保护的速度比不上破坏的速度。想起这些，就是揪心的疼痛。徐老师感慨万千。
采访徐老师，话题却总也绕不过作家黄宗英，实因《小木屋》这篇承载着作家与科学家情结的华章，已经在千千万万的读者中烙下了难以磨灭的记忆。漫步在灵山“小木屋”曲径通幽的石砾小径上，徐老师给我们讲起了她和黄宗英的故事：“与黄宗英1979年在成都的学术会议上邂逅的。初次见面，她就表达出了对我的西藏生态研究的浓厚兴趣，我也将定位研究的想法和困难告诉了她。那次临别时，她给我留下一句话‘我到西藏找你’！我并没有在意，因为艺术家的激情总是丰富些。然而4年之后在拉萨，随作家代表团考察西藏的黄宗英，见到了正在为‘研究站’筹集经费的我后，执意退掉机票，随我进了藏东南大森林。后来看到她曾在一封信里写道：这是一个踏破铁鞋无觅处的人和事……到岗乡后，在小帐篷里，我讲我的打算，说要真正成立一个机构，恐怕是一场梦。她说你的梦很好，我跟你一起走。70多天走下来，她写成了《小木屋》这本书。”。“后来，黄宗英又曾两次进藏，尤其是1994年她69岁那一年，为支持我对藏东南高原植被的考察，她把自己‘抵押’给电视台，拍摄纪录片《森林女神》、《魂系高原》，甚至连遗嘱都写下了。就是这次西藏行，黄宗英落下了很多毛病……”说到这里，徐老师内心的歉疚和不安在话语之间再次袒露在我们面前。
1984年，以徐凤翔的故事为蓝本的报告文学《小木屋》出版并很快风靡全国。1985年，徐凤翔奔波了8年的科研站“小木屋”开始建设。徐老师和黄宗英的这段交往如今成为一段佳话。后来，只要有时间，徐老师都会去上海看望自己的黄宗英，从相识到知己，如今近30年过去了，这份情怀依然源远流长。
这次从“小木屋”回到京城内后，我写了两篇专访徐老师的文章，于2004年底和2005年初分别发表在《中国绿色时报》和《北京晚报》上，以此寄托我对徐老师的仰慕之情，以及对“小木屋”未来的深深关切。
后来，徐老师在中国农业大学开过高原生态研讨会，在三联书店举办过高原图片展，我都有幸参加，并记录下了许多感人的瞬间和难以释怀的情节。
2006年下半年，我从环保部下面的《环境保护》、《环境教育》杂志辗转到环保系统内的另一本环保杂志——《绿叶》杂志社。这个时候，正是《生态文明》理论讨论最热烈的时候，《绿色》杂志联合主办方中国环境文化促进会举办了一次《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研讨会，我邀请了徐老师来参加。只可惜，那次我邀请了徐老师之后，就去了外地采访一起水污染事件了，所以遗憾没有见到徐老师。
我从外地回来后，听同事说，那天，徐老师的发言很有精辟，得到入会专家的交口好评。事后，我打电话，对徐老师表示感谢，并约好了时间，我要登门拜望她老人家。
这一次，我带了记者小郭前往，时间已是仲秋的2006年11月。
在北京马甸桥附近的一个小区内，我们找到了徐老师租住地——这是为了照顾在这附近上学的孙子而租下的。
这次，我了解到，在近两年中，灵山“小木屋”向外争取资金和资源支持的已经越来越少，越来越难，为了维持“小木屋”的生计，徐老师已经卖掉了自己的汽车，靠挤公交奔走于各个部门和领导之间，这一切只为给“小木屋”找到一个合适的归宿：一方面要保持“小木屋”的原生态，保持“小木屋”作为环境教育基地的本色；一方面为“小木屋”工作的三位当地农民找到一个合适的安排地——十年前，他们把自己的土地奉献出来建设生态教育基地，并一直默默地、尽心尽力为“小木屋”服务，他们理应得到更好的归宿。
这一次，随行的小郭向徐老师问到目前的生活状况时。老人笑谈，现在，她们还没有固定的住处，所以租了现在这个普通的两室一厅。房屋布置得极为简单，几乎没有怎么装修，简单的家具已经陈旧不堪。徐老师笑着说：“我这个人傻乎乎的，当时引进人才的时候，我说户口问题没关系，所以现在我的户口还在南京。我大概是全北京年龄最大的‘北漂’吧？”
徐老师的老伴范老师一直身体不好，需要照顾；孙子在附近上中学，也需要照顾——晚年的徐老师却还要承担着一个中年家庭主妇应当承担的家庭责任，但徐老师这样的选择，无怨无悔。当年辞别家人，背起行囊踏上雪域高原的18年，她只觉得亏欠家人的太多太多……
这次采访内容，发表在2006年最后一期《绿叶》杂志上，我也结束了在《绿叶》的短暂工作生涯，去《记者观察》开始了新的文化之旅。2007年初，还和徐老师偶有联系，后来因电话变更，直到现在都没有和徐老师联系了。但是，这些都不是理由，因为在我们周围还有很多相互认识的朋友，在这没联系期间，仍能间接地得知徐老师的一些情况，仍然得知，徐老师为“小木屋”的未来仍在伤神。这期间，我也想找来电话问候徐老师，但一直都没付诸行动。
直到这一次徐老师亲自打来电话问候我，使我愈发惭愧。我得知她老人家还住在原来租住的地方后，于傍晚十分拜会了徐老师。
两年之后再见，徐老师老了许多，但精神矍铄，只是范老师的身体状况愈发不好。徐老师说：“我除了有点小病小痛，没其他的问题，只是范老师身体情况不太好……”徐老师眼神里明显流露去对老伴的担忧。
我问起灵山“小木屋”的情况。老人长叹一口气，无奈地说：“刚刚处理完，可惜了这么大的一块‘馅饼’……”。“那对您怎么个交待啊？”我关切的问，对一个近80高龄的老人，未来的生活过得祥和是我最大的期许。老人淡淡地说：“给我一个名誉所长的头衔，一个月5000元的工资，就这些了……
我有些释然。“小木屋”已经有了新的开始，它的未来与曾经创造它的主人，将不再有什么关系了……对于“小木屋”，眼前的这位老人不再想说什么，而对于生态文化研究，老人仍在孜孜不倦地为“传承生态文化精髓，构建生态文明社会”而努力。她说：“我正在着手古典诗词与生态文化方面的研究，希望从这些流传下来的古典诗词中寻求到生态文化的发源及发展轨迹……”
徐老师拿出了为我们准备的贺年卡——这样的一张贺年卡，印证这这位老人2008年的生命足迹和难忘瞬间：这年冬天，老人回到自己学习、工作过的南京林学院，在于自己有半个世纪师生情怀的邓万钧教授塑像前久久凝望、瞻仰……这一年冬天，再次前往上海华东医院，看望病榻前的科学知己黄宗英姐……这一年仲秋，老人再上灵山“小木屋”，与那里的一草一木依依惜别……借用老人贺卡上的一句话：“个人在与全民的同喜同悲中度过了77个春秋，堪以告慰的是：虽经历了‘多事’（实为‘多病’）之秋，但耕耘了13载的第二座‘小木屋’让贤谢幕，隐退市林，历访老友知己，寄情晨昏夕阳，身心轻快地步入第七十八届春光里！”
徐老师内心之感尽在字里行间，祝福老人家一如自己所言“身心轻快地步入第七十八届春光里！”
徐凤翔，一位一生都在路上行进的老人，一位仍漂在理想之旅中的老人，给了我太多的震撼和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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