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新加坡《联合早报》6日发表题为《美国衰落与霸权延续的逻辑》的文章：

    韩国的20国集团（G20）峰会和里斯本北约（NATO）峰会上美国无功而返，国内中期选举的结果又造成华盛顿内政决策僵局，金融危机后经济实力受到重创，维基泄密（wikileaks）严重侵蚀美国的“软实力”，美国霸权衰落已经成为世界性话题。

　　欧洲人悲观地看到“一个瘫痪，萎缩的美国”（《金融时报》），美国人以与生俱来的“乐观主义”认为霸权面临挑战但并非必然消沉（《外交双月刊》），亚洲人则以东方人特有的矜持保持冷眼观察。

　　究竟什么是美国霸权的核心？它是否衰落？如果是，美国会如何应对？这些问题直接关系到我们在如何观察今后几十年的世界。

　　美国霸权逻辑的双支柱

　　“霸权”（hegemony）是什么？中文里“霸权”有“以强凌弱，横行霸道”的意味，但是在国际关系中的“霸权”应当理解为中性词。要界定“霸权”首先理解“权力” （power），作为国际关系中核心概念，它的定义林林总总，但其核心可以简化为对其他国家的影响力，以此延伸“霸权”可以理解为在国际关系中处于绝对优势地位（primacy）的国家对其他国家的绝对影响力。

　　美国的霸权与大英帝国霸权有本质的区别，后者是以海外殖民地直接扩张为主要特征的旧式帝国霸权，而美国在冷战后建立起来的是史无前例的高度制度化，战略化，全球化的新式帝国霸权。二战后，美国霸权有两大支柱，第一支柱是强大的军事力量，全球的军事存在，广泛的军事安全同盟（security alliance）网络框架。该支柱在欧洲体现为美国为首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的多边安全架构，在亚洲体现为以美国为“轴心”（hub）连接日本，韩国，菲律宾，泰国等同盟国家的“轮辐”（spokes）的双边安全架构。第二支柱是美国强大的经济实力（特别是购买力），与安全框架相对应的覆盖西方世界的政治经济规则制定与协调机制。具体体现在关税及贸易总协定（GATT，世界贸易组织的前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World Bank），发达工业化国家七国集团（G7）。

　　冷战中，美国大战略将政治安全利益与经济活动高度捆绑，只有接受美国驻军，为美国提供军事基地，分担冷战防务成本的盟国才有资格“享受”美国巨大的“消费市场”和各种制度安排的“保护”。无论是政治安全还是经济领域，美国都处于该体系的顶点，盟国则在为美国霸权服务的同时，获得经济复苏和安全保证，当然也必须让渡部分在外交，安全，经济等领域对美“协调”的主权代价。冷战中美国霸权逻辑，简言之就是美国负责安全框架等“公共产品”（public goods）建设和维护，经济成本由同盟安全框架下的同盟经济活动来提供，美国的盟国在经济上以对美出口为中心，美国则容忍扩张性消费和对盟国的巨额贸易赤字，一旦与盟国的经济摩擦变得尖锐，处于霸权地位的美国可以通过其建立的各种覆盖西方世界的经济框架来解决，在安全上处于劣势的盟国们往往都会在最后对美国在经济上作出让步，最为明显的例子就是迫使日元大幅度升值的1985年“广场协定”。

　　“9·11”反而确认了美国霸权

　　冷战后，苏联威胁消失，美国的全球安全同盟框架受到严重挑战。在欧洲，1992年《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宣告欧盟成立，欧洲进一步体现出独立的倾向。在亚洲，美国从菲律宾撤军以及日美同盟的“漂流”都预示着美国冷战的安全同盟框架面临危机。对于美国来说，作为霸权大战略双支柱（dual pillar）的安全同盟框架的危机将会带来严重的经济后果进而演变成霸权的危机，除非重新构建新的大战略，否则就必须要为继续安全同盟框架提供合理的理由。

　　上个世纪90年代见证了美国为此作出的种种努力，在欧洲，美国将新威胁定义为“种族清洗”（ethnic cleansing）为代表的“人道主义危机”(humanitarian crisis)，并且在1999年为北约制定了“新战略”进一步为武力进行“人道主义干涉”(humanitarian intervention)提供理论依据；在亚洲，美国则将安全威胁锁定朝鲜核问题与中国（特别是台湾问题），并以此说服日本等国重新定义和加强双边同盟。目的都是为了维护美国霸权的双支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