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有四点：

    首先，当会谈从客套的陈词滥调转入具体措施时，在二十国集团内部达成持久协议比在七国之间更加困难。危机强迫人们团结起来，但是当恐惧消失的时候，合作也会蒸发殆尽。

    其次，七国集团领导人都相信自由市场推动持久繁荣的力量，都认为民主对政治稳定和社会公正而言至关重要。与此相对的是，二十国集团中有些政府对国家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持有颇为不同的构想，对于问责制、法治、透明度和言论自由等问题同样持不同观点。现在，甚至连七国集团领导人也对经济刺激计划的正确性、财政紧缩政策的重要性以及如何才能最强有力地保证金融危机不会卷土重来等议题存在分歧。

    再次，原有的大国目前缺乏推动国际议程的国内政治资本与经济实力。华盛顿受到国内政治斗争的拖累，而且有朝一日就必须开始控制开支。欧洲正全力投入为期数年的欧元区拯救行动。日本则因为各种政治与经济问题感到不堪重负。

    最后，中国、印度等新兴大国把注意力完全放在如何管理下一阶段国内发展上，并不希望接过那些伴随新国际责任而产生的负担。巴西、土耳其这样的新兴地区大国正试图在全球舞台上发挥更大作用，它们的最新举动是拿出方案以解决由伊朗核计划引发的国际争端。但就像美国及其欧洲盟友对这一举动表现出的犹豫态度那样，其他类似的提案同样会遭遇阻力。

    一方面七国集团陷入没落，另一方面二十国集团又无力拿出所有成员都认同的具体方案，这就加快了世界寻找替代机制的步伐。然而，我们还无法指望中美“两国集团”(G2)解决全球经常项目贸易失衡问题，或是打造出应对气候变化的多边协议。正忙于应对巨大国内挑战的北京对此方面完全没有兴趣。我们同样不能指望由美欧日组成的“三方集团” 协助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应对由中国发起的国家资本主义的越来越强大的挑战，因为这三方都在为恢复国内经济活力而苦苦挣扎。

    在“GO”时代（虽然这只是一段过渡期），过去的安定感消失了。这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第一次没有任何国家或持久的国家联盟具有在国际舞台上为所欲为的政治经济实力（以及政治意愿）。这一真空期令许多事情不得不随波逐流，而且将（如同历史上的类似时期所经历过的那样）刺激野心勃勃的邪恶势力为自己捞好处。在这样的世界里，如果缺乏一个以创建新集体安全体制（新体制以经济为着眼点，而不像20世纪时那样关注军力动向）为目标的高层对话机制，这就不只是一个没有尽到责任的问题，而且会招致危险。那些目前在全球范围内行使集体权力的国家必须尽快促成各国达成共识，否则下一次危机会让我们觉得刚刚过去的这场危机不过是小菜一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