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社会学家迈克尔·曼指出，在这种情况下，民主只会加剧不同民族和种族之间的紧张关系，在中东的大环境下，还有宗教和世俗之间的冲突。

    前南斯拉夫联盟的民主化就是最近的例子，因为它带来的是10年的战争、国家的分裂、大屠杀和种族清洗。

    最古老的例子当属美国。宣称要建立“人民的政府”的民主体制是从屠杀印第安人开始的，因为他们并没有被包括在美国的“人民”当中。

    也许这方面的警告对埃及来说无关紧要，因为埃及享有文化的同种性和对少数宗教群体的包容传统。

    但如果在伊朗、巴林和利比亚等该地区其他国家采取埃及的道路，就可能出现不同的结果。

    在以色列，2000年对巴勒斯坦起义的暴力镇压表明，掌权的种族不会通过民主化或允许独立的方式让出政治和经济的控制权。

    在这样的条件下寻求民主的人首先应该找到独特的、普遍接受的模式，让每个文化群体都能自由地继续保持自己的文化，而不是将自己的认同感和习俗强加给其他群体。

    换句话说，抗议和要求民主是不够的。中东国家需要的是在相互承认权利和共存方面的政治共识，通过宪法、选举进程与代议体制来予以保障。

    而埃及需要关心的是大部分人所面临的经济不平等和贫困问题。如果不解决这些问题，那么最民主的政权也会被新的群众抗议浪潮推翻。

    这种民主失败的最好的例子发生在2001年12月的阿根廷。群众涌上街头，要求政客“全都滚蛋”，几天内推翻了5位总统。

    这一切发生在民主选举之后不到两年的时间，在选举中上台的政党承诺要摆脱深刻的经济危机，但并没有做到。

    相反，当选上台后的政府倾向于执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政策，保护外国投资者的利益，对工薪和中产阶层造成损害。危机还造成银行储户的资产大幅缩水。

    因此，埃及必须明白，虽然民主是重要的，但没有任何一个政体或政府体制能解决它的经济问题。选举结束之后，新当局应该从民主的自由演说过渡到对国家经济结构的重要问题的讨论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