议题②：与以规则为导向的司法调解衔接，人民调解员是否给力？

　　叶华凤：很多矛盾涉及到法律政策，我们平时要抓住一切机会，跟群众多做普法教育、政策宣传。知法懂法的人多了，按章办事的人多了，矛盾自然就少了。

　　但跟专业调解员比，我们的弱项在法律政策。现在国家出台的法律一年比一年多，还有很多相关的法规、司法解释，各级政府也出台很多规章制度、红头文件，最基层的工作者要都知晓这些，难度很大。

　　温明秀：我们作为医患纠纷的一方当事人，也是被调解人，经常面对患者对医院诊疗的质疑。这其中当然有一些合理的诉求，但也有不少问题是因为对专业诊疗知识和医疗制度规定的不了解。由我们来给患者解释这些东西，他们往往听不进去，觉得是医院在糊弄他们。如果有懂这些的人民调解员来给他们讲，相信效果会好得多。

　　谢建社：改革开放以来，利益格局复杂化、社会治理法治化。现在的调解员，已不是改革开放以前那种“调解主任”的形象，只要有威信、擅讲理，会做“和事老”就行，而是在文化知识、法律政策、调解技巧三个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现在基层很多的矛盾都是缘于对法律政策的不了解，如果调解员光会“和稀泥”，却不能在谁对谁错上做出专业解释，就很难令人信服。

　　黄海波：我们也认识到了这一点，所以对人民调解员，都实行岗前培训、持证上岗的制度。在平时的工作中，每年把他们集中上来，搞一两次的培训；同时我们市司法局农村维稳律师团有8名执业律师，他们也抽时间下去给基层调解员讲课。但这些还是肯定不够的，调解员水平素质的提升，也是个长期的过程。

　　谢建社：廉江市应该在制度上做专门的安排，比如建立调解员定期培训的机制、基金，规定培训内容、目标，考试的标准；还要有退出的机制，培训不达标后，能不能解聘，怎样解聘。

　　议题③：兼职调解员是否值得投入更多并作为一个职业生涯来规划？

　　谢建社：廉江聘用人民调解员，有没有工资，有没有其他激励机制，这是关系到人民调解员制度能否可持续发展的问题。

　　黄海波：是的，对于担任调解员的群众来说，光靠个人责任感、靠思想教育做得了一时，做不了一世。市场经济条件下，还是要有稳定的利益回报。廉江因为是欠发达地区，财政紧张，所以还没有完全建立起健全的经费投入保障机制。在这一块，市里去年给了4万元，今年看我们工作做得有成效，一下子提到了30万元。

　　虽然经费增加了很多，但调解员的聘用、培训、奖励，全部都从这里出，分摊下来，就捉襟见肘了。比如培训，每年组织人家来开一次会，每人给个50元，近5000人一下子就去了25万，所以要组织系统化的培训，根本不可能。此外，市里每年解决几十万的经费，作为年终评优奖励，评那么几十到一百个优秀调解员，其他大多数调解员就拿不到了。

　　温明秀：我们切身感觉到，调解员对我们社会的意义很大。如果没有把好关，没能阻止一宗群体性事件或大规模的越级上访，处理这个事情要花的钱可能多得多，几十万一百万未必搞得定。与其把这些维稳经费花在事后救火上，不如花在人民调解员身上，变成事前预防，可能花得钱更少，效果更好。

　　黄海波：我们也希望，能给调解员发固定报酬，不要多哪怕每人每月50元、100元也好。现在我们市政府已经在研究，争取明年把人民调解经费列入财政预算。另外，我们也要打开一个向上的通道，对工作出色的人民调解员，由市司法局向组织部门推荐使用。（记者 贺林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