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对“中国梦”的信心从何而来？

    理解“中国梦”的一个必要前提，就是要形成文化自信。没有文化自信，“中国梦”就无从谈起。所谓文化自信，就是要树立起对于中国文化及其未来的信心。文化自信的依据在哪里？对“中国梦”的信心从何而来？本文认为，中国文化的“大历史”可以为“中国梦”的信心提供依据。

    在中国文化的演进过程中，先后经历了两次“西方文化”的冲击。第一次是印度佛教文化。佛教大致是在公元二世纪传到中国来的。从两汉到魏晋再到隋唐，四五百年之间，佛教文化全面影响了中国人的精神生活与信仰世界。无论是在统治集团还是在民间社会，佛教文化都拥有广泛而真诚的信奉者：每个地方都有寺庙，佛教大师备受尊崇。但是，即便如此，佛教文化是否从根本上征服了中国？回答显然是否定的。佛教文化虽然极大地影响了中国本土文化，但中国文化并没有因此而变成佛教文化。相反，佛教文化融入中国文化之中，使中国文化的内容更加丰富。因此，准确的说法是：不是佛教文化征服、取代了中国文化，而是中国文化转化、吸纳了佛教文化。

    19世纪之后，中国文化第二次遭遇了外来文化，就是欧美基督教文化。在甲午战争前后，这次外来文化的冲击给中国人带来了“乾坤颠倒”般的震撼，中国人对于中国本土文化的信心开始动摇。从那以后，文化上的不自信，成为中国难以摆脱的一道阴影。但是，欧美基督教文化同样不会征服中国文化，它同样会为中国文化所转化、所吸收，并成为中国文化在当代和未来自我更新、自我生长的添加剂或营养品。

    在近期内，欧美文化看上去很有魅力，似乎代表了人类文明的“终结”或“终极形态”。但是，事物都是发展变化的。从根本上看，中国文化虽然会吸收欧美文化，但中国文化不会变成欧美文化的复制品。中国文化在吸纳了欧美文化之后，只会变得更丰富、更具包容性，同时也更有生命力。这就是中国文化自信的根据，也是我们实现“中国梦”的前提条件。

    四、如何认识“中国梦”？

    我们以“中国梦”指代中华文明的未来，那么，这个未来的图景又是什么呢？本文认为，对“中国梦”的认识，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首先，从“中国梦”的文化渊源来看，面向未来的“中国梦”是不同历史时期多种渊源汇聚、融合的结果。这就像一条大河，总是汇聚、接纳了多条支流才成为大河一样。“中国梦”也是这样。“中国梦”最早的源头，书写在像《山海经》这样的典籍中。《山海经》中的夸父、刑天、精卫、女娲，承载了最早的“中国梦”。后来的周公、孔子、董仲舒，都表达了不同时期的“中国梦”。佛教传入中国后，慧能表达了当时“中国梦”中最精微的部分。再往后，朱子、王阳明又在中国文化吸收了印度文化的大背景下，实现了对“中国梦”的重新表达。晚清以后，随着中国迈入“万国”时代，欧美文化全面传入中国。在这样的时代，“中国梦”作为中国未来的理想图景，必然会打上欧美文化的痕迹。尽管如此，“中国梦”依然是“中国梦”。

    其次，从“中国梦”的不同层次来看，“中国梦”是由若干层次叠加起来的。这仿佛我们熟悉的法律体系，其中既有位阶最高的宪法，也有仅次于宪法的法律，法律之下还有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以及位阶更低的其他规范性文件。“中国梦”也可以从不同的层次来认识：其中最高的层次是精神文化，这是“中国梦”中最隐秘的内核。接下来是“中国梦”中的制度文化。譬如，十八报告中归纳的“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与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最后是“中国梦”中的技术层次或技术文化，譬如，作为民主实践方式的协商民主，作为纠纷解决方式的调解等，都属于这个层次。

    再次，从“中国梦”横向涉及的众多领域来看，可以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以及伦理、道德、法律、宗教等不同的方面来认识和描述“中国梦”。大致说来，在政治、伦理、道德、宗教、文化等领域，“中国梦”将会更多地延续中国固有的因素。但在经济、科学、技术等方面，“中国梦”将会更多地吸纳外来的因素。在法律领域，情况则较为复杂：政治、家庭方面的法，可能会更多地延续中国固有的传统（包括新近形成的现代传统）；经济、科技方面的法，则可能会更多地吸纳外来因素。因此，从横向展开的各个领域来看，“中国梦”的内容将呈现出更加多样化的色彩。

    当然，“中国梦”作为对中国未来的探索，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大问题，绝不是这篇小文章能够解决的。以上简略的分析，只是一孔之见，希望引起有识之士更多、更深、更有见地的思索。（喻中 作者：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院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