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午我接到电话，得知于光远同志今天（9月26日）早上驾鹤西去的噩耗。我热泪盈眶，不知如何表达我的哀思。国家失去了一位学识深厚、智慧充盈的反伪科学领军人。我又失去一位尊敬的前辈、一位亲近的师长。

　　我与光远同志在等级上距离比较大，他是高官，我曾经是一名小记者。但我们关系是亲密的、人格是平等的，故而我一直称他为光远同志，即便在当面也如此。在反伪科学问题上，我们站在一条战线上，为了国家的科学发展、弘扬科学精神、科学知识、科学思想和科学方法，让公众有更高的分辨能力，他领着我们不留情面地进行揭露和批评。

　　在读大学时，我只知道光远同志在经济学方面造诣很深，有建树，有名气，但我不知道他曾担任中宣部科学处处长。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他作为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一书的最早翻译者、国家科委副主任、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的理事长，亲自出马，带领一些同志反对伪科学。在这个时期，我才认识光远同志。那时伪科学泛滥，我听过光远同志的几次报告，并作了报道，我才知道他受“五四”的影响，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就反对科学界混杂“灵学”，1949年时已经得知国外有“超感知觉”（ESP）和“心灵制动”（PK），也就是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在我国出现的“人体特异功能”。我从报告中得知他对这些问题有较深的研究，批评有理有据。

　　从光远同志批评伪科学的实践中，可以看到他具有较深的科学精神。特异功能倡导者曾以“眼见为实”为理由，向他挑战，要他观看“特异功能人”的表演。他坚决不去。他明白科学试验是不靠看表演的，并明确地说：“我是一个唯物主义者，要对你们的一切表演做一番科学检验，在众目睽睽之下进行这种验证，但不愿以一个魔术观众的身份被你们利用。”（见《我是于光远》一书）当然，在几位香港友人的邀请下，他盛情难却，决定向当时那个红极一时的特异功能“大师”挑战，并作了充分的科学准备。那个“大师”听说他要到场，吓得不敢出场，同香港朋友失约。由此，光远同志被诬为有“佛眼通”。我也有同样的经历。因为我戳穿“特异功能人”的骗术，使他们失败，那些人诬称我有“特异功能”。那种倒打一耙的逻辑叫我特别反感。

　　光远同志作为高层领导，却生活简朴，待人平和，没有架子。他多年一直住在北京东城的一处平房里，光线并不好，陈设简单，饮食也简单。

　　有一次，他作报告，我准备作报道。但是，我的住处离报告会场比较远，而离光远同志的住地还近些。我请求搭他的专车去，他同意了。那天早上七点不到，我就赶到他家里，他刚起床。洗漱完后，我看他吃早餐，仅一杯牛奶、一个鸡蛋、两片面包而已。他匆匆忙忙吃完后，抹抹嘴，我们就出发了。到了会场，我看他没有带秘书，拄着拐杖，想去搀扶一下这位近八十岁的老人，可他却伸手把我推开。

　　光远同志学术造诣深厚，写作勤快，著作等身。我的书柜里收藏着他近二十本涉及经济学、自然哲学、文学方面的著作，大多是他送我的。

　　在他九十岁时，为了表示敬仰，我涂了几句算不上诗的话，专门用毛笔写了送给他：“光照万里明世情，远非于公目邃深。长传聪学作孺牛，寿山福海唯求真。”

　　2009年，我得知他搬到阳光比较充足的新居，便去探访。新居里的摆设并不奢华，但有人为他新塑的雕像却十分显眼。那时他因已经失去了话语的能力，听力也下降。我只得用小黑板写字，同他进行交流。他的话音由夫人老孟翻译。那一次我离开时，他让助手推着轮椅，送我到电梯门口。谁想这次竟是最后一次见面，虽然他住院时，我多次想去探望，都未如愿。

　　光远同志，您一路走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