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感谢安会长，非常感谢专家学者协会允许我在今天这个极为重要的场合发个言。

　　我感到很荣幸，很珍惜这个宝贵机会，想借此，与在座朋友讲一点在自己很关心、认为很重要的“中华文化”议题上的一些想法。

　　本人是搞比较中西哲学研究的，长期以来，我们形成对“什么才是中华文化”和“怎样才是中华文化走出去的基本途径”两点上的一些思考，思考是直接指向问题根本的；也就是说，今天讲“中国文化走出去”、讲“讲好中国故事”、讲“建构中国话语体系”，已构成一种舆论形式的社会意识；然而在舆论形式下面，却也让人不无隐忧地感到，由形式到发生实在效果，并见不到有多少实质内容。“中国文化走出去”，应该！但什么才是“中国文化”？“讲好中国故事”，没错！但“中国故事究竟什么样”？“建构中国话语体系”，同意！但“中国话语体系究竟什么样”？凡是这深一步题目，却是罕见有人议论，即使有些议论，也流于莫衷一是状态，不是不置可否，就是隔靴挠痒，远不到见血处。不难想象，没弄清什么才是“中国文化”，没搞清“中国故事究竟什么样”，说不出“如何才是中国话语体系”，“中国文化走出去”究竟是什么走出去？怎么走出去？讲什么才算是讲“中国故事”怎么讲？更不要说“讲好”；“建构”什么才算是“中国话语体系”？这些舆论形式意识形态，不是显得虚空了吗？虚空的形式，能办事吗？能实在地做到吗？

　　我现在想介绍给朋友们的，是一种通过“与西方文化互鉴”途径对“究竟什么才是中国文化”进行的思考和见解。如果这种思考和见解能使大家认为有说服力，可以接受它，我们就等于朝向切切实实解决“中华文化走出去”问题上，迈出了结结实实一步。我先讲用“互鉴”方法思考的“究竟什么才是中华文化”，然后再说“与西方文化互鉴”是怎样做。

　　一、究竟什么才是中华文化？

　　要回答“究竟什么才是中华文化”之前，说说“什么是文化”是很必要的。不能被这个问题吓住了，以为它是什么艰涩深奥问题。“什么是文化”没有那么艰深，不需要高妙形而上学。文化离不开人，文化就是我们自己，没有我们就没有文化。既然如此，文化就必然应该是每个人懂的东西。我们不懂，不是文化复杂，而是我们自己吧自己搞糊涂了，被充斥于天下社会的“西方文虎啊只是和理论”所忽悠了。文化不是天上的，而是每天在我们身上的。我们是文化创造者、是文化行者。要是这么讲，文化是什么？文化就是我们人的活法；只有人的活法，才叫文化。我们之所以是人，就是因为我们有文化，文化是人特有的。文化就是作为活法——我们的想法、做法和说法；活，活的是什么，活的是关系，所以文化，是我们作为人群一起接触、做事、交流的林林总总大大小小形式与现象。

　　大家想象这样认为有说服力没有？是不是不难懂？是不是与我们每个人的平常生活都有无法分开的天然关系？这样说的“文化”，是不是可以接受？不用拘泥于什么定义式的固定语句，凡“定义”都是不解地气的，都是抽象的，一接上地气，它就变得不是那么回事儿。我们不需要定义，而是需要让生活去说它，生活是各式各样的，说法也是五花八门的，但都是鲜活地呈现“什么是文化”的。

　　现在我们来回答“究竟什么才是中华文化”。也不难说了，就一句话：“中国人的活法——中国人的想法、做法和说法。”但是我们在开始就问就来了：究竟什么想法、做法和说法，才是中国人的？这是必须要能明确讲清楚的；不讲清楚，上面这一句话是等于白说的。所以我们必须能说出，什么才是能与世界其他人群或民族区别开来、属于中华民族“活法——想法、做法和说法”独具的特质说出来。不少人都说“都是人”，能有多少不一样？但是问题不可以在这里就不问下去了。因为“文化特质”不是有没有，而是你想不想说与说得出来说不出来的问题。

　　对于中华文化“特质”我们现在有一个说法，讲给朋友们听，期待出现人们（特别是中国人）普遍地去接受这个说法的一种情形。这个说法是：“‘中华文化’是数千年中华民族形成与延续至今的活法——一种特殊的“一多不分”想法、做法与说法。”现在的问题是：为什么“一多不分”是中华文化特质？什么是“一多不分”？下面解释一下，很有信心，朋友们一定都会认同的：

　　1.“一多不分”的“一”，表述中国人在自己文化中，看待任何事物，是a）将宇宙自然万物（包括人世社会）视为一切之间都是不存在严格界限隔离的浑然一体；b）一切的存在不是无数静止不变的单一个体，而是斑驳复杂多层次不可分关系的；c）是相系不分使一切浑然构成一体；

　　2.“多”是讲内在联系不分、呈现为浑然而一状态万物的由于互系的千差万别特色而具有的多样性；

　　3.所谓“一、多不分”是看待任何一具体事物，都将它视为“浑然而一”地与万种其他事物处于联系不分状态的；这个“浑然”的“一”之中含有万种多样不同事物的，万种多样事物不管多么不同，都是同在这个“浑然”的“一”之中；这个“浑然而一”的“一”，与多样不同事物的万种之“多”是互为存在条件的。

　　有人评论：“‘一多不分’这个提法很新颖。《关尹子·八筹》的‘一中示多，多中示一’也是‘一多不分’。这宇宙万物通变互系‘浑然而一’的‘一’，或曰‘道’，它显然就是指‘中’；清·乾隆帝称：‘盖道者何？中之谓也。’”

　　鉴于此，“究竟什么才是中华文化”可以如此作答了：1）作为中华文化，中国人的想法是：对自然宇宙万物、对所处周围事物环境、对人自己、对社会及与其形成关系的认识，高度简洁概括，可称是一种“一多不分”观点的；2）于此认识之上，中国人的思维路数及以3）什么视为事关重大、摆在首位、不可轻视（曰崇尚或价值观），也是“一多不分”；最后，i）在以上特有“想法”基础之上的中国人“做法”和“说法”表现出来的个人行为和在人群或社会中的林林总总、形形色色、纷繁复杂生存与生活行为与交流现象及形式，也是内涵“一多不分”意识与功用的；ii）中国人的“说法”，作为中国人之间与之外的沟通与交流现象与形式，含语言、字词、话语和叙事乃至言说所贯穿的道理关系结构，也是“一多不分”的。这样一个简明提法应该是得当的：中华文化并非是毫无逻辑的一大堆庞杂混沌、万象丛生的琐细个性活动与行为；它内在于一以贯之的道理与“逻辑”关系，是可解释为“一多不分”的内在联系。

　　到此为止，向朋友们交代“究竟什么才是中华文化”，我们用的都是大白话、通俗话。如果换成哲学一点的术语来说，则是：“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在悠久文化历史传统中形成与延续至今的“一多不分”宇宙观、认知方法论、思维方式、崇尚（价值）观以及承载这四大文化元素的汉语语言、字词语汇、话语和叙事等的内在结构；而且作为内核延伸发生于现实中的人与人、人与自然万物联系，构成人经验生活的中国社会林林总总、方方面面的活动与行为。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个意义表达的“中华文化”，是有其鲜明内在道理关系的；并不是人们平常想当然认为的，只要是在中国发生的，不管什么社会现象，都可称为“中华文化”，这是不对的。中华文化是由其特有“想法”为核心的，有其独特宇宙观、世界观、社会观、人生观、价值观和语言叙事结构的；现在中国人对自己文化不明白了，就是不晓得、是已经逐渐失去其中那一以贯之的“一多不分”意识了。

　　二、“一多二元”、“一多不分”语义环境互鉴，是“中华文化走出去”的基本途径

　　这样说是不应该错的，即恢复与确认中华悠久文化历史一以贯之、延续至今的“一多不分”意识，就是失而复得与重新回归中华民族文化精神内涵，就是重新找到理解中国人的活法，找到中华社会一切林林总总、方方面面中国人想法、做法和说法的活动、行为以及获得对它们能够有效做出阐释的源头活水意义。理解“一多不分”才能对中华文化恍然大悟，“中华文化走出去”，是把中国人的活法——想法、做法和说法之中的“一多不分”文化内涵讲出去，让人懂、让人理解、让人接受。“讲好中国故事”如果不是讲“一多不分”文化的，讲的就不是“中国故事”，也不会谈得上“讲好”；现在流行的所谓“中国故事”，很多都是从中国人嘴里当成中国故事而讲的西方故事，由于失去“一多不分”意识，失去了讲中国故事的话语，再怎么努力，都是这样一种结果。

　　“建构中国话语体系”，也必须是“一多不分”叙事在其中一以贯之的话语体系，否则就不可能是中国话语体系。离开了“一多不分”，即取消了“中国文化”、“中国故事”和“中国话语体系”的灵魂，这三件事情，都必然走向流于一种空话。道理不难揣摩，因为不认识一多不分，就是不认识中华文化，不认识中华文化，就不可能拥有讲述中华文化话语，没有讲述中华文化话语，就不会有传播载体可使中华文化讲述出去，走出去，哪里会产生出讲述“中国”的故事？哪里可以思议而出什么“体系”的“中国话语”？所以，这三件事，或者说，中国人的活法——想法、做法和说法，都牢牢系在“一多不分”之上，系在唯独对中华文化发生“一多不分”意识之上。而能够使人对“一多不分”发生意识的方法，对其本身进行阐述，就是如何让“中华文化走出去”的基本途径，就是如何“讲好中国故事”、使其引人入胜的精髓，就是“建构中国话语体系”内在结构。

　　现在我们到了端出“重新认识中华文化”方法，说明“中华文化如何走出去”基本途径的时候了；一句话：中华文化的“一多不分”意识，是中华传统独具特色的一个“语义环境”（interpretive context），这一“语义环境”，是在与西方思想传统特质的“语义环境”进行互鉴之中得到的。不管是中华文化还是西方文化，都是有自己传统特质“语义环境”、都是通过它来获得有效阐释的。还可说，西方人的活法——想法、做法和说法——是在西方文化历史传统“语义环境”得到恰当阐释的；人们可通过与西方“语义环境”进行的直接简洁互鉴，霹雳了然地概括出中华传统的“语义环境”。所以我在这里想指出的是，实实在在做到所说的中国文化走出去，讲好中国故事和建构中国话语体系这三件事，是要找到决定对这三件事可作出有效、准确阐释的“语义环境”，是必须要先了解西方“语义环境”是什么，这个由“知彼”达到“知己”的路径。

　　互鉴很简单，就是互相照镜子，互相对照着看对方，看自己，看看各自是什么模样。现在“互鉴”面对的西方这个语义环境，我们称之为“一多二元”。“一”（如“基督教上帝”或唯一真理）是西方“语义环境”的一个假设推定的、凌驾于宇宙之外，高高在上、超然绝对的主宰宇宙本源体；“多”是由这个“一”创造或派生出的一切“独立、个体”物（包括人）；“二元”是“一”与“多”之间的单线单向主宰与被主宰关系，作为“多”，一切“独立、个体”物之间由于个体性而独立存在、互无联系；一旦相遇，则导致“非此即彼”对立与冲突的紧张性，构成单线单向支配与被支配关系。这个“一多二元”语义环境的特质是就是“一”的超绝（transcendentalism）和一切个体的二元对立性。

　　这个语义环境很关键，因为我们查一查西方人的活法——想法、做法和说法，都能查到它背后隐含着一个“一多二元”的语义。其语言、概念、话语、语法、叙事都无不含蓄着一个超绝上帝那样的隐喻和世界都是个体存在意义；上帝是个超级个体，上帝与一切在它之下的低级个体，以及一切小个体之间都是严格分隔的独立、碰撞、矛盾、斗争关系，即所谓二元关系。

　　这种情况，我们可以用来看待随手拈来很多常见的例子。这些例子，如果我们不曾想到要将它放到语义环境中去找它的本来含义，会一直是稀里糊涂地拿似乎是对应的中文与西方词语去附会，本不是一个语义，相差很远，却硬是把它们附会为同一个词，只是不同语言而已。近代以来，我们就是这么稀里糊涂过来的。今天应该是我们搞搞清楚的时候；因为一直稀里糊涂，所以我们今天才离自己文化渐行渐远，才到了连我们自己也道不明中华文化是什么的地步。

　　比如说很简单的一个说法，学英语的人都知道，老师喊：“大家好！”用英语说是“Good Morning Everybody 或者Everyone”。中文的“大家”和英语的“everybody或everyone”，我们一直不加怀疑，是稀里糊涂把它俩当成是一个词汇，意义相等。但是今天认真起来，我们就发现“大家”不是“everybody”，不是“everyone”，或者说，“大家”不是“每一个单个体”，不是“每一个单个一”（英语语义如此），就看到差异了。差异是什么？就是中西方文化传统语义环境不同，就是一多二元与一多不分的区别。“每一个单个体”和“每一个单个一”就是因为它语义环境是“一多二元”：因为有个超绝上帝式的“一”在那里，一切物必然是独立、单个一或体的。英语里没有表述不独立、不单个的人的词汇，找不到与“大家”语义相等的词汇，它只有表述单个一、单个体的词汇或概念。

　　看到对方的样子，再看自己；在中文里我们为什么说的是“大家”？，因为在“一多不分”语义环境，汉语的“人”观念，是有不了“单个体”的喻意的，而有的是人与人相系不分语义，所以在中文里用“大家”问好，是很自然的。还有，为什么中国同学在学校互相称呼“学姐、学妹、学兄、学弟”，而西方学生听起来很怪异，难以理解？也是这个原因，西方“一多二元”语义环境的人是单个不联系的，“一多不分”语义环境的中国人是相系不分的，所以一个地方称呼起来很自然，另一个地方就成了怪事。这就是活法、想法、做法、说法在不同语义环境的差别。

　　可以这样分别出来中西文化现象不同的例子到处都是。只要用“一多二元”和“一多不分”两个语义环境去看，我们可以减少很多不必要的纷争。比如：影响特别大，最争论不休的“自由”、“民主”、“平等”、“人权”概念，我们只要把它们分别放入中西不同的两个语义环境中去，它们在各自在“一多二元”和“一多不分”含蓄语义上，完全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不同活法——想法、做法和说法，立刻清清楚楚。中国人是按照这四个词汇中文字面去理解和接受它们的语义的，都是“一多不分”意义上、都是表达占据统治地位的人为达到自私的利益，让人民失去自由（受压迫）、人民利益得不到保障（不民主）、人民受到欺压凌辱普、失去生存与生活的基本权利，这样的政治是不合法的。很明显这是中国思想文化的最强力之点——以民为本。而这些词汇其实是对西方个人自由主义词汇的中文翻译，人们却不理解，这种翻译在中国被理解的语义，其实与它们原本西语词汇的语义完全不是一回事情。我们把它们的西语原词“liberty”、“democracy”、“equality”、“human rights”原本在“一多二元”语义环境中的意思找到，很清楚无一不是含蓄着那个上帝及其超绝性理念，无一不表述“人”的作为个体性含义；如果去掉语义环境中那个上帝超绝喻意和个人主义核心含义，这些概念根本就不包含它们的被翻译为中文的那些在“一多不分”语义环境中词汇的“民本”内涵，而是不可思议、毫不相干的另一套事理——一种毫不一样的说法：想法、做法和说法。

　　在座的有兴趣的朋友不妨可试一试任何曾碰到的有关中西文化的困惑问题，用一下“一多不分”与“一多二元”这两个中西不同的语义环境，找一找它们的本意，解决解决充斥在社会和我们身边大量平常道不明的问题。我们用这样的方法达到重新认识中华文化，这样通过中西不同语义环境确认的不同文化特质，这样在两种文化之间把握的确凿性强，有效性强的工具，把这个工具和过程讲给别人听，讲给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听，不恰恰就是让中华文化走出去的基本途径吗？

　　三、中华文化对未来世界文化秩序的重要性

　　通过与西方“一多二元”语义环境互鉴发现的中华文化“一多不分”语义环境，通过“一多不分”互鉴“一多二元”而得到的对中华文化重新认识，这一过程所实现的，是中华文化的真正自觉，是在自觉基础上油然而生对中华文化的扎实自信，是让中华文化从西方语义环境、从其语言、概念、话语、叙事结构的强加之下解脱出来，是从长期西方话语曲解之下恢复中华文化的本来面目，是结束中华文化长期由西方言说的局面，是让中华文化自己讲述自己局面的开启，是中华文化走出去事业的真正开始，是中国人嘴里要讲真正中国的故事，是真正使建构中国话语体系工程成为可能。

　　“一多不分”和“一多二元”的中西两个语义环境互鉴走通的这条重新认识中华文化与中华文化走出去的途径，更深刻涵义还在于它说明，讲述中国故事不是方法和途径问题，不是本身没有而需要编故事的问题，相反，是对它本身是个什么样故事的去进行认识的问题，是去找到它原原本本的故事问题。中华民族更不是要在西方故事后面爬行，模仿着去编在中国的西方故事。也就是时候，关键的问题是找得到还是找不到自己真正的故事问题。爬行在西方故事后面，模仿地编它故事，是决不会讲得出中华故事，是永远讲不出感人、符合逻辑故事的。中国故事有千千万万，但它有一个整体故事，一个叙述中华民族活法的总故事——“一多不分”语义环境叙事；千千万万故事都是这个总故事的延伸，都是它的枝叶，都是它精神血液，都是它的反映，都是由它一以贯之。中国人要知道这个总故事，中国人要意识到，不是自己是个中国人，就自然知道和能够讲述中国故事。

　　成功地走通“一多不分”、“一多二元”语义环境互鉴途径，能重新认识究竟什么是中华文化，仅仅是第一步，它最大的意义是在于真正懂得中华文化对未来世界文化秩序的必要。这个必要性成为中华文化在当今世界的价值、重要性。对它，不是喜欢不喜欢，而是世界需要它，没有它不行。需要它什么，为什么离开它不行？原因是中华文化语义环境的“一多不分”，从根源上它是一种看得见、摸得着、属于人类经验、可行实用性强的“以人为中心”与“以关系为本”的文化。而这个个人自由主义风行、主导现代人类社会的现实，最缺少的就是“以人为中心”、“以关系为本”哲学意志、价值观、人的“意愿”与行为。

　　全球正处在一个人类面临毁灭性灾难的困境之中。困境的原因是个人自由主义造成的，是人类自己行为的恶果，显示着人类在哲学、价值、追求和行为做错的题目。困境背后这种原因，恰是缺失中国语义环境“一多不分”这种“人为中心”、“关系为本”文化。而也正是这种缺失造成严重危机局面，人类要幸免万劫不复灾祸，呼唤、回归这样的文化，就是必然。

　　什么是个人主义？个人主义就是一多二元，就是鼓吹人是个体的，不是命运互系的；就是虚构、编造为私立竞争、输赢决战、生死斗争是上帝规定之天经地义的叙事。个人自由主义的危害，就在于以个人自由主义的哲学、价值和行为，诱导人类卷入无尽无休的有限游戏；全球范围，从个人到公司、社会、国家、国际——无处卷入的不是一场有限游戏。有限游戏，就是人与人竞争、为个人成功、为赢得游戏，人们分成分裂、斗争的对立面，一切目的和手段都在于把对方打败，自己成为赢者。人类到了结束有限游戏的时候了。否则，前面没有赢着、只有输者，双输等待着一切人。

　　拒绝个人自由主义，是改变哲学，改变价值，改变行为的第一步，是对危机困境的釜底抽薪。对个人主义意识形态说“不”，是停止有限游戏；人与人是命运与共的，必须认识这个哲学，起步一种“一多不分”的无限游戏，一种加强人与人联系的游戏，一种人与人以共赢为目的的长远游戏。比较哲学家安乐哲先生引用的詹姆•斯卡尔斯“无限游戏”理念，才是人类避免灾难性命运的恰当态度。只有大家联合起来，都投入一场无限游戏，才是势在必行的。这是因为困境带来的大量灾难性问题，都是内在联系的、有机的，都是不可能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单独对待得了的，都不是一个国家一个国家地单枪匹马可以应付得了的，而必须是全球村同舟共济，齐心协力才可战胜的。。国际问题是如此，国内问题是如此；今天国内的任何问题都不是孤立问题，都是有机地与各种问题分不开，纠结在一起的。我们必须改变哲学、改变价值、改变行为，回归中华“一多不分”文化，以无限游戏态度生活。继续玩弄个人主义的有限游戏，厄运的结局要等待所有的人。

　　世界需要中华文化，未来世界文化秩序，不可缺少中华文化，是在这个意义上，让一多不分语义环境的中华文化走出去，人人大讲，让“一多不分”中国故事深入人心，让“一多不分”成为中国话语体系的红线。

　　（这是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东西方关系中心主任田辰山在中华传统文化创新与发展高层理论研讨会——2014中国专家学者协会年会暨国学文化研究中心授牌仪式上的讲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