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常因诺贝尔和平奖获奖人选备受争议的挪威诺贝尔委员会迄今已有109年的历史。近年来，挪威学界对诺贝尔委员会组成的合理性、执行诺贝尔遗嘱的忠实性以及实际独立性不断提出质疑。主要有三：一是以党派为基础分配组成人员名额是否符合诺贝尔的初衷。根据诺贝尔的遗嘱，诺贝尔委员会由5名挪威人组成，须经挪威议会选举任命。现有的5名有表决权的委员都是挪威政坛老手。从所属党派看，主席亚格兰来自工党，副主席菲弗曾担任保守党主席，委员伦贝克来自基民党，瓦勒来自社会主义左翼党，于特霍恩现为进步党议会党团高级顾问。工党、保守党、基民党、社会主义左翼党和进步党正好是挪威议会中拥有议席前5位的大党。奥斯陆和平研究所所长哈普维肯近年来不断对挪威议会把诺贝尔委员会委员名额按党派“派发”给资深政客这种做法提出质疑。他说，诺贝尔在遗嘱中要求挪威议会选举5位挪威人担任诺贝尔委员会委员，负责诺贝尔和平奖的评选和颁发，但并没有说按各党议会党团力量“派发”给资深政客，作为对他们的一种“奖励”。二是诺贝尔委员会评奖是否忠实执行了诺贝尔的遗嘱。关于和平奖的颁发对象，诺贝尔在遗嘱中已有明确表示。挪威律师赫弗梅尔仔细研究了诺贝尔遗嘱和100多年来的和平奖获得者，得出了自己的结论：和平奖的评奖过程已经背离了诺贝尔遗嘱。赫弗梅尔在其新书《诺贝尔和平奖》中指出，自1946年以来，和平奖一多半都无视诺贝尔的初衷。他说，诺贝尔委员会的错误不在于适应现代社会，而在于他们没有找到自己的出发点在哪里，他们应该继承的是诺贝尔的和平理念，而不是由着自己的性子行事。他还说，现在诺贝尔委员会根据自己的政治需要，扩大“和平”的适用范围，而诺贝尔的原意是为了鼓励削减或废除军备。2010年和平奖授予刘晓波之后，赫弗梅尔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重申了自己的研究成果，并认为把和平奖授予刘晓波是不合适的。刘晓波根本不是诺贝尔遗嘱中所说的“和平战士”。三是诺贝尔委员会在实际运作中是否具有真正独立性。挪威诺贝尔委员会和官方一直声称，诺贝尔委员会独立于政府和议会，政府和议会中的任何人都不能干预其运作，即使施加压力，诺贝尔委员会也会自行作出决定。然而，一直以来对诺贝尔委员会独立性的质疑之声不绝于耳。主席亚格兰不仅担任过挪威外交大臣、首相和议长，还担任欧洲委员会秘书长。鉴于亚格兰同时担任欧洲委员会秘书长有损其独立性，挪威进步党主席延森说，亚格兰应当辞去挪威诺贝尔委员会主席一职。保守党领袖索尔贝格也批评亚格兰身兼二职。菲弗曾担任挪威内阁贸易、海运和欧洲事务大臣。伦贝克曾担任挪威议员和内阁大臣。瓦勒曾担任挪威议会下院议长。于特霍恩曾担任议员以及选举法特别委员会委员。赫弗梅尔说，这些政客不管属于哪个政党，他们都主张在军事上依靠北约，外交上和美国步调一致。他们长期活跃于挪威政坛，思想理念和价值观都属于一个体系，因此在和平奖的评选中绝无“独立”可能性。这也解释了和平奖评选在冷战期间以及冷战结束后经常随美国全球战略亦步亦趋的根本原因。

　　苏联解体的一只黑手

　　上世纪70至90年代，在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和以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国家两大阵营冷战正酣时期，诺贝尔和平奖成为西方宣扬价值观、对苏联等有关国家施压的重要工具，多次颁给西方眼里反对苏联的“民主、人权斗士”。35年前的1975年10月9日，这一奖项授予以反对自己国家著称的苏联的萨哈罗夫，20年前的1990年10月15日，又授予一手将自己的国家推向解体的前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

　　挪威诺贝尔委员会先是用15年走完了从褒奖苏联持不同政见者到褒奖苏共中央总书记这段路，然后游遍世界各地，又回到支持一些赞成西方民主和价值观念国家的“民主、人权斗士”这个原点上。这种看上去迂回曲折的行为方式实际上反映了某种势力在遵循一个坚定的方针。从奖励萨哈罗夫到奖励戈尔巴乔夫表明，并不是挪威诺贝尔委员会成员为人处世的态度变了，而是国际政治发生了重大变化。苏联从冷战中的竞争者和敌人变成了西方建设性的和肯让步的伙伴，并且温顺地撤离了东欧。戈尔巴乔夫恰恰正是这种退缩的倡导者，于是他自然就成为了最合适的人选。

　　冷战时期的案例充分证明，诺贝尔和平奖已被完全“意识形态化”，是美欧国家的一张“政治牌”；它已与“和平”毫无关系甚至背道而驰，是打着和平旗号公然搞颠覆破坏，其目标就是给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制造舆论压力、思想分裂和社会动荡，配合美苏冷战对抗的大战略。事实也再次证明，直到今天，这样的偏好并未随着苏联的解体、冷战的结束而消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