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转型基本上秉承了美国“例外论”的优势心态，这种工具化的、且奉行赤裸裸双重标准的“互联网自由”正是单边主义的心态，抑或是超级大国决策者自认为占据道德高地的傲慢心态，在全球网络空间的体现。从本质上来说，希拉里的演讲再度为信息真正的自由流动献上了“死亡之吻”：美国国务院资助全球各国民众自由接触信息，实现所谓民主的做法，等同于美国将所有这些行为人为贴上“目的就是挑战乃至颠覆现政权，美国政府对此大力支持”的标签，这是一个极度糟糕的标签。这个标签的使用，为人为压制信息流动提供了最好的外部证据，因为信息技术和互联网在冷战后的高速扩张，根本动力之一就在于政治上的相对中立。

想象一下，谷歌公司和Twitter公司公然告诉一个国家的政府：我不仅是公司，还是美国国务院负责实施颠覆行动的分支机构，有几个国家的政府，会敞开大门接纳这种“公司”？Facebook公司在埃及局势上的慎重表态，显示出了这其中蕴含的矛盾。

沈逸（作者系复旦大学公共事务与国际关系学院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