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  蔡 昉

      经济危机的最痛苦后果莫过于大规模的失业，而走出宏观经济困境的重要标志，应该是就业的恢复和失业率的下降。但是，美国在过去十几年中经历过数次“无就业经济复苏”，这一教训要引起我们的重视。特别是由于中国经济与全球经济高度关联，一些导致“无就业经济复苏”的因素已经潜藏在经济复苏的进程之中，需要未雨绸缪，运用政策手段避免这种现象的发生。

      一、美国病：“无就业经济复苏”

      在美国的经济周期中，经济增长总是与就业增长相伴起伏的，所以，经济恢复通常就意味着失业率的相应下降。然而，在1990～1991年经济衰退之后，当经济重新复苏时，就业却没有相应地恢复，首次出现“无就业经济复苏”。以经济衰退结束时的就业总量为基准，直到就业总量超过那时的水平截止，这个时段就是所谓的“无就业经济复苏”期。按照该定义，这一次经济复苏开始后，高失业率仍然持续了14个月，这被认为是导致老布什没有实现连任的重要原因。
      自那之后，这种现象似乎成为一种美国沉疴，随着经济周期变化而反复出现。2001～2002年经济衰退之后再次遭遇“无就业经济复苏”，并且一直持续到2004年，时间长达29个月。2009年2月24日，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向国会做半年度货币政策报告时，又一次预计“无就业经济复苏”的来临，即在预测到2009年后半期经济开始复苏的同时，预计失业率却会继续保持在7%以上，直到2011年甚至更晚的时候才可能逆转。
      对于“无就业经济复苏”现象产生的原因，有多种理论解释，大都与经济衰退时期企业和产业做出的调整有关。在衰退时期，企业为了在市场上站住脚跟，必须做出努力以提高竞争力，同时，产业结构调整也比往常更加剧烈。第一，为了降低生产成本，企业往往通过使用机器人等自动化装备，使得劳动生产率提高过快，即生产同样产出对应的工人人数减少，造成对劳动力的需求大幅度下降；第二，为了保持基于比较优势的国际竞争力，相对劳动密集型的企业加快向海外转移，一方面，产业结构更加资本密集化，减少了对劳动力的需求，另一方面，产业结构的变化改变了劳动力市场对技能的要求，劳动者据此进行调整的时间增加，从而导致结构性失业。
      虽然对“无就业经济复苏”的解释众说纷纭，但是，研究者忽略了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即由于长期以来宏观经济政策对就业的重视程度趋于降低，导致了这个美国病症的反复发作。归根结底，就业岗位是在经济增长和结构变化过程中创造的，同时，不同的经济增长和结构变化方式，又会产生不尽相同的就业效果，因此，影响经济活动的宏观经济政策是否关注就业以及如何处理增长与就业的关系，意义非同小可。
     我们仍然以美国为例。在美国历史上，对就业具有最显著影响的政策变化，莫过于对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的立法反应——《1946年就业法案》的通过。该法案第一次明确提出：“联邦政府的持续政策和责任，是推动最大化就业、产出和购买力。”这项立法的依据是当时的宏观经济学革命，即凯恩斯的经济学理论认为，周期性的经济高涨和跌落，可以通过实施旨在稳定宏观经济的政策手段而加以避免。因此，这个法案的实施与宏观经济政策行为密切相关。
     20世纪70年代初失业与价格同时高涨的“滞涨”现象，重新唤起了人们对30年代大萧条的恐惧，美国国会对政府实施有效的宏观经济政策提出了新要求，即通过管理流通中货币的数量和流动性，控制通货膨胀和推进充分就业。为此于1978年通过了《充分就业和平衡增长法案》，明确提出政府要追求四个根本性目标：充分就业、产出增长、价格稳定、贸易和预算平衡。
      虽然这个法案的初衷是以充分就业为主题，旨在强化政府的就业责任，然而，其对就业在宏观经济政策中地位的提升效果却适得其反。鉴于当时通货膨胀与失业同时构成对美国经济的巨大威胁，该法案设立了过多的宏观经济政策目标，而且这四个目标常常是相互牴牾的，因此，实际上该法案对于就业的重视程度和优先序排列，相对于1946年就业法案来说，是有所倒退的。
      在宏观经济政策目标中，就业优先原则的进一步倒退，发生于20世纪90年代，即随着许多国家中央银行接受了通货膨胀目标制的理论并且付诸实践，对就业的关注程度进一步减弱。所谓通货膨胀目标制，在实践上可以简单地概括为两点：第一，接受通货膨胀目标制的中央银行为自己设定一个单一通货膨胀目标，不再设立其他中间目标；第二，无论何时，只要价格增长超过这个目标水平，就要提高利率，而不管价格上涨是何种因素造成的。虽然美联储并没有公开宣布采取通货膨胀目标制，但是，其关注价格水平甚于就业的倾向逐渐抬头。而“无就业经济复苏”现象的反复出现表明，政府在宏观经济政策中把就业放在什么样的位置，对经济增长的就业效果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二、防止劳动密集型产业外移

      美国次贷危机和全球金融危机使我国实体经济遭到巨大冲击，其中受冲击最大的是沿海地区以出口为主的劳动密集型企业，那些同时承受较高劳动力成本的企业更是首当其冲。订单的大幅度减少和竞争的加剧，使企业遭遇前所未有的经营困难，在一部分企业倒闭的同时，一些跨国公司开始向劳动力成本较低的邻国转移投资，似乎我国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正在丧失。如果听任这种产业外移趋势蔓延，一旦经济恢复常规增长，我们将会发现，许多适合吸纳农村转移劳动力的就业岗位已经不复存在。
      必须认识到，观察一个国家是否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中具有比较优势，从而能够获得国际市场竞争力，不仅要看与比较优势成反比的劳动力成本的高低，还要看与比较优势成正比的劳动生产率是否在提高。本世纪以来，我国制造业劳动力成本即工资水平虽然提高很快，但是，劳动生产率大体保持了与工资水平相同的增长速度，两者的增长速度在世界上都是遥遥领先的。这意味着我们并没有丧失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在国际市场上仍然具有足够的竞争力。
      在劳动生产率的总体提高中，中西部地区发挥了重要的作用。2000～2006年期间，中部和西部地区制造业工资的年均提高速度分别为10.9%和9.2%，都快于东部地区的7.8%，但是，这两类地区的工资绝对水平仍然低于东部地区。同期，中部和西部地区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速度分别为25.1%和19.2%，高于东部地区的16.6%，并且绝对水平高于后者。这表明，2004年以后，伴随着民工荒现象的出现，在东部地区制造业工资有所提高，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不再显著的情况下，中西部地区在这些产业上的比较优势明显上升。
      产业国际转移的模式，可以描述为飞雁般列队前行，即雁阵模型。这个模型通常表达独立经济体之间的产业转移和承接关系，即当先行国家或地区劳动力出现短缺之后，劳动密集型产业失去其比较优势，那些后起国家或地区仍然具有比较优势，因而承接了转移产业。由于我国经济的庞大规模和差异性，这种雁阵模型并不必然导致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国外转移，而是可以在国内东中西部地区之间延续，即在东部地区进行产业结构升级的同时，中西部地区将承接劳动密集型产业，这样就能避免美国式的“无就业经济复苏”现象发生。
      经济危机时期通常是产业重组的大好时机。这是因为一方面企业竞争压力加大，创新成为生存的必需；另一方面生产要素价格相对低廉，有利于进行重组。例如，返乡农民工为中西部地区带回有制造业技能的人力资本，劳动者接受更多教育和培训的机会成本也下降了，投资者和创业者可以利用这个时机积聚更多的人力资本；一部分机器设备处于闲置状态，通过租赁和转让市场低价转让，可以大幅度降低产业形成的投资门槛；相对宽松的货币政策、积极的财政政策以及鼓励性的产业政策，为东部的产业升级和中西部的产业转移承接，创造了良好的政策环境。这样，中西部地区将可以直接创造大量就业岗位，继续支撑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

      三、宏观经济政策要就业优先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就业工作，先后提出了“就业是民生之本”、“把稳定和扩大就业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等重要表述；在经历上个世纪90年代末亚洲金融危机时，形成了积极的就业政策；针对这次世界性的经济危机，中央又提出实施“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这就是要把保增长、调结构和扩内需更加紧密地与扩大就业结合起来。为此，我们要总结经验和教训，深入探讨就业在宏观经济政策中的地位，以避免“无就业经济复苏”。
      由于在计划经济时期，就业是完全按照计划配置的，不存在劳动力市场，因此，就业问题在宏观经济决策中没有明确的体现。这个传统也影响到改革期间的宏观政策目标的设定上。例如，很长时间内，我国的财政政策目标被表述为：政府以税收、公共支出、财政补贴和建设投资等手段，贯彻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计划、产业政策、区域发展战略，以达到抑制通货膨胀、缩小地区差距的目标，并实现经济稳定、持续、快速增长等特定目标。其中甚至没有明确提及就业。在1995年的中央银行法中，我国的货币政策目标被表述为：保持货币的稳定，并以此来促进经济增长。就业在政策目标中也没有被提到。
      目前我国宏观调控部门把促进经济增长、增加就业、稳定物价和保持国际收支平衡确立为政策目标，类似于美国《充分就业和平衡增长法案》中设立的目标。由于这个目标体系过于全面和宏观，对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产业政策等具体政策手段的针对性不强，因此，在执行中存在着优先顺序如何决定的难题，往往导致缺乏一致性，产生上述目标之间的冲突，从而造成对就业的重视程度仍嫌不足。
      首先，从一时一地的特定调控要求出发，实施宏观经济政策的结果可能导致对就业目标的伤害。例如，针对2007年开始出现，并持续到2008年的结构性物价上涨，国内外一些经济学家援引弗里德曼的名言“无论何时何地，通货膨胀归根结底是一种货币现象”，而否认价格上涨是由世界食品和能源价格上涨所推动的，积极建议以紧缩的货币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