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着作则是人民出版社于1999年出版的《外国资本在近代中国的金融活动》。正如汪敬虞在前言中告诉的，这项工作始于20世纪50年代之末，距本书出版已有40年之久。在此期间，汪敬虞披阅了北京各图书中心所藏资料，还先后两次赴上海图书馆徐家汇藏书楼收集馆藏19世纪中西文报刊和各种遗存文献中的有关资料，并据此撰写了一部30万字的专着初稿。其后又在此基础上，先后写了近50万字的专题论文。然而由于种种原因，专着既未能定稿付印，专题论文也有一部分未能及时发表。后来主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第二卷（第一卷是严中平先生主编的），殚精竭虑，呕心沥血，真正是十年辛苦不寻常，直到二卷脱稿后，才终于拣起自己开始于数十年前的稿子。
　　这部着作的学术价值，首先在于其历史资料异乎寻常的丰富。外国在华金融活动之所以是经济史研究中的一个薄弱环节，首先就在于研究资料的不易获得。研究华资金融好歹还有档案可看，而外国在华金融业的档案资料很少，特别是1927年以前的外国银行档案，目前在国内几乎看不到。而当时几种主要的金融业刊物，如《银行周报》、《钱业月报》等，也主要是介绍华资金融业的情况，对外资金融的介绍比较简单。

关于买办的研究
　　汪敬虞在这方面的代表作是《唐廷枢研究》，此外在一些文章中也涉及买办问题。在《唐廷枢研究》中，他研究了唐廷枢的生平。他不同意以往有关研究中的扬郑（观应）抑唐（廷枢）之论。有人认为唐是地地道道的“洋务派集团中的人物”，“属于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而郑则代表新兴的民族资产阶级。汪敬虞认为，唐廷枢和郑观应有许多相同的地方。主要的一点就是他们都是由买办而投身于洋务企业。至于两人的不同之处，在思想理论方面，郑观应固然比唐廷枢看得深远，他的着作写了唐“看不到也说不出的东西”，但在社会实践和实际效果方面，唐是高郑一筹的。以唐廷枢的生平为中心线索，生发开去，精辟地阐述了买办研究中的几个重要理论。
主要途径
　　从双重身份的研究，汪敬虞得出了买办财富主要来自其自营商业的重要论断。这同过去一般所认为的买办收入主要来自佣金的说法是不一样的。汪敬虞指出：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中期以前，洋行与买办之间，佣金制度还没有正式建立。当时有许多洋行宁愿支付固定的工资，而不愿买办在生意中抽取佣金。六十年代中期以后，佣金制度逐渐建立起来。最初买办的佣金，一般为2%，其后由于竞争，佣金趋于下降。到了六十年代后期，有的仍能维持2%，有的则已下降到1%。从七十年代开始，一直到八十年代终了，1%的佣金率已成为普遍的现象。到九十年代初，则进一步下降为0.5%以至0.25%。从1865年至1894年的三十年中，贸易总额累计为49亿海关两。三十年间，佣金的数额按最高的比例计算，即使全部进出口贸易都经买办之手，并且都抽取佣金，也不到1亿两；如按最低的比例计算，则不过1200万多两。这个数目，显然不足以构成数以千百计的买办的暴发财富的主要部分。汪敬虞认为，买办以其特殊身份所从事的自营商业是他暴富的主要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