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实说明
　　汪敬虞还论证了在中国资本主义的发生时期，买办资本大量向民族资本转化的史实。汪敬虞以丰富的史实说明：中国最早的一批资本主义现代企业的资本，有相当大一部分是由买办资本转化而来。接着，汪敬虞分析了为什么买办比甚至积累了更多财富的官僚、地主和旧式商人更愿意投资于资本主义新式企业的原因。汪敬虞指出：买办之所以最先投资新式企业，最主要的原因，是他最先接触了资本主义的剥削方式，是他的资本最先享受了这种剥削方式的“果实”。他的资本运动和他的主人——外国资本家的资本运动，保持亦步亦趋的关系。追求最大利润的原则，在作为外国掠夺者的工具的买办资本的身上，同样起着支配的作用。作为外国侵略者的贸易掠夺的工具，买办在分取佣金之外，还建立了自己的商业机构，从中分取更多的商业利润。当外国侵略者从流通领域扩大到生产领域，从贸易活动扩大到投资活动的时候，买办也自然而然地在附股外国企业之外，又建立起自己的企业，从而取得更多的企业利润。买办资本从流通领域向生产领域的转化，从附着于外国企业到自办企业的转化，这并不是出于买办的爱国心和民族感，但是它代表着买办资本向民族资本的转化，是历史的进步。同时，它又使新生的中国资本主义企业和外国资本势力不能不发生先天的依存关系。

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发生的研究
　　汪敬虞在这方面的作品有《试论中国资产阶级的产生》、《论中国资本主义两个部分的产生——兼论洋务企业和中国资本主义的关系问题》、《关于民族资本现代企业发生问题的讨论》、《略论中国资本主义产生的历史条件》、《中国资本主义现代企业的产生过程》、《中国近代手工业及其在中国资本主义产生中的地位》等文章。经济史学界有许多人的意见认为：由于官僚资本与民族资本的性质不同，因此，两者的产生也必然沿着截然不同的途径。从早期的洋务派企业到北洋军阀官僚资本以至四大家族的形成，这是官僚资本主义发生和发展的一条途径。而早期的民间近代企业，则是继承封建社会中的资本主义萌芽来的，由此而发展为民族资本主义。对此，他作出了不同结论。他以煤矿、纱厂、云南铜矿、四川盐井等行业的情况为例，论证了在中国现代工业产生的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许多部门中原有的手工业，并没有发展成为使用机器生产的现代工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