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负面新闻由来

    媒介技术的提高，新闻传播的自由度也逐渐提高，对于报道的内容也逐渐开放。“报喜不报忧”的说法也已经“落伍”，被大多数媒体否定。现今，负面新闻早已不是媒体所回避的问题了。

    负面新闻，顾名思义，是对一些消极的事件进行报道。负面新闻信息，也就是指有新闻价值的消极的事实所释放出的信息。 负面信息会产生负面效果，但其也具有监督，警戒，平衡，激励等重要功能，如果正确的利用，可以说它具有比正面新闻更大的正面效果。从解放初期至今政界与传媒界已然认识到负面新闻的作用及对受众的吸引力。

    在当今新媒体时代，信息传播庞杂而快速。对正面新闻审美疲劳的情况下可以随时满足自己对其他信息的选择，负面新闻就更显得受受众的需求。许多媒体为争得更多的受众，迎合受众猎奇等心理而忽视了关于新闻伦理的要求。为了获得更详细更有新闻价值的信息，而对当事人进行一层层深入的采访，在普通事件中或许可以使当事人同样获得深入思考，但在一些伤害性事件这样的负面新闻中，无疑一次次的采访是将伤口不断撕开，一层层深入的挖掘，会加深伤害，如同将心灵赤裸在烈日之下。2011年的“深圳联防队员强奸案”被炒得沸沸扬扬，多家媒体对此事进行了报道，事件中受害者一方在各个媒体记者的追问中不断重复追忆，那段痛苦的回忆。

    二、“联防队员杨喜利事件”始末

    2011年10月晚20日晚，深圳市宝安区治安联防队员杨喜利手持钢管、警棍闯进王娟（化名）的家中，一通乱砸后，对她进行长达一个小时的毒打和强奸。她的丈夫杨武（化名）则躲在据卧室近两米的杂物间内不敢做声，眼睁睁看着妻子遭此横祸，一个小时后才悄悄报警。而在这个出租房旁边不到几米就是河东社区警务室

    10月23日，犯罪嫌疑人杨某利涉嫌强奸被依法予以刑事拘留。目前，专案组正全力查找与此案相关的两名男子，案件正在进一步审理中。

    11月8日,《南方都市报》刊登第一篇关于此事的报道:《妻子遭联防队员毒打强奸丈夫躲隔壁“忍辱”一小时》,随即引发广泛关注。 

    文章开篇，就以触目惊心的文字对受害者进行描绘“一个瘦弱女人躺在床上，脸色惨白，瑟瑟发抖，直勾勾盯着天花板，床下还有一大摊血迹。忽然，她从床上坐起来，挥舞双手，嚎啕大哭。一有陌生人靠近，她就呼天抢地，狠狠地用头撞墙，似乎感受不到疼痛。”这样的文字寥寥数笔便给人一种惊悚的感觉。

    事件经媒体曝出后，瞬间成功的为了网络讨论的热点。除强烈谴责施暴者的愤慨外，对于杨武的批评、鄙夷占据了很大的讨论空间。人们愤怒的谴责受害者丈夫的窝囊没用，在各大论坛竞相转载该新闻。有网友认为：“嫁这样的男人真是倒霉，一个没有用的男人！如果你强硬一点，别人也不敢这样的明目张胆啊！”在《南方都市报》的文章中，记者更是直接发话：“你太懦弱了！”

    众多媒体对此事纷纷进行采访报道，采访内容更加详实形象，图片丰富多彩，而受害者及其丈夫的照片和一段视频在网上疯传。丈夫杨武回应斥责：“我是世界上最窝囊和最没用的丈夫。”在多次采访中跪倒在地。

    在钱江电视台的节目中，男主播义正言辞地说到，“我哀其不幸，更怒其不争”、“为什么会有精神阳痿存在”。

    王娟遭到强奸后，近乎精神失常，半个月来不吃不喝，还数次试图割腕自杀。

    11月8日记者节当天，此案经过南都独家报道后，众多媒体赶赴受害者家里，长枪短炮纷纷对准了这个刚刚经历“劫难”的家庭。11月9日的《江淮晨报》对此事的整版报道更是配上了这样的报道标题：《“我是世界上最窝囊的丈夫” 是的，你还好意思说！》

    受害家庭在当地经营着一家电器维修店，事发后记者的频频到访，引起周围邻居的注目和维修店的生意。无论是杨家的长辈还是女儿，面对镜头时的表情均是愁眉不展。而杨武面对前来探望的好心人，常激动的痛苦流涕。

    多家媒体刊登杨武家庭居住的出租房，其妻子被强奸的床铺，杨武通哭，下跪等真实的近乎残酷的照片。这些图片无不是毫不掩饰的对受害者及其生活进行完全的曝光。

三、矛头终指向媒体，违反伦理道德的报道后果严重

    视频上，也是一群手持话筒的人走进了一间堆满废旧电视机的房子，他们围着一个身材瘦小的男子，这名男子跪在地上，头深深地埋了下去，用带着哭腔的声音说，“我忍受的是所有男人不能忍受的耻辱和压力，我不愿意回忆，求求你们了，出去好吗？”（视频地址：http://www.56.cm/u66/v_NjQ1ODIzNzU.html ）

    很快网友意识到，自己对这件事的关注引起了受害者的又一次伤害，而之前就表示对受害者进行隐私保护的呼声也逐渐强烈起来。

    2011年11月12日，中青报记者叶铁桥一篇名为《“最残忍的采访”有违新闻伦理》，将舆论引向对新闻伦理的思考。

    此时，一些媒体备受诟病。

    人们指出，对当事人照片、视频并未进行妥善处理，将受害人精神失常的状态和杨武痛苦不堪的情绪暴露人前，从视频上看，一些电视台报道此事时，呈现在读者和观众面前的是一种强迫式的采访，并强调女受害人处于崩溃边缘。“一有陌生人靠近，她立即就会惊恐地往后缩，并发出尖叫声”。同时，受害者虽然化名了，但他们痛哭流涕的表情却没做任何遮掩地呈现在画面上。

    还有人认为采访、报道的话语是一种“媒介审判”，虽然关于“窝囊、没用”的表述是杨武的原话，杨武在忏悔自己的“无能过后”，竟然被人攻击、鄙夷，这令其更加痛苦。

    而对《南方都市报》记者的报道也指出其行文中的颇多问题。如“杨喜利淫荡的呻吟声”“似乎感受不到疼痛。 ”等，不仅对受害人毫不尊重，更有记者无端猜测，有违新闻真实性原则。而对施暴人的采访则过少，使新闻失衡。

    除此之外，市民、记者的到来扰乱了其正常的生活秩序，这些新闻报道是受害人经历了二次伤害，《新民周刊》记者杨江也认为：“我们一些同行像狼外婆一样对受害人表演同情，生硬揭开伤疤，‘循循善诱’刺激受害人痛苦回忆、掩面而泣甚至精神失常，这样做很不道德。” 强奸时的过多细节，如时间、动作、声音等根本就不是新闻所需要的，“这个事件中，案犯反倒不是新闻核心，很荒谬”。 

    而网友纷纷顶贴，认为“这是一种对此次强奸案的集体偷窥”“一次又一次撕裂他们还在滴血的伤口。”并质问“新闻记者的社会责任心何在？”

四、新闻报道中的道德反思

这种新闻在现在，不在少数，网络上，点开社会新闻更是满目皆是。虽然不乏“标题党”，但也有大量这样的真实而残忍的报道。

    这样的新闻将舆论引向错误的方向，以带有黄色和暴力性质的言词吸引受众，以旁观者的冷漠态度进行图像报道，极力渲染社会中失衡的，病态的，无序的状态，夸张的呈现来引人眼球，这种冰冷的失去人道关怀的新闻产生了极不好的社会效应，扩大人们的病态心理，引发人们的冷漠残酷情绪。可以说这次对强奸案的新闻报道跌落在了新闻伦理的底线之下。

    会出现这样的事情不可否认这个矛盾体首先来源于媒介市场化下的摄影记者的压力。为了吸引受众眼球，纷纷开始强调新闻图片的重要作用，这个任务就落在了摄影记者的肩膀上。求新、求奇、求特，为了“精彩的新闻”，忽视了伦理。 

    新闻《职业伦理规范》认为，“对那些可能因为新闻报道而受到负面影响的人们表示同情。当面对孩子和没有经验的新闻来源或新闻主体时，要特别小心”、“要认识到采集和报道信息会引起伤害和不适，报道新闻并不意味着你就可以傲慢自大”。

    在新闻报道和新闻摄影中，要注意对受访人隐私的保护。这次案例中无疑会对杨武一家带来极大的社会压力。

    同时要注意新闻摄影中的人性，坚持人道主义。担任新华社新闻摄影记者的曾璜先生曾经有过这样一段的论述：“在新闻摄影的实践中，不存在一个普遍的伦理道德标准以应付千变万化的情形，但却有一条行为准则能减少新闻摄影工作者犯伦理道德上的错误，这就是时时注意到自己和被摄者作为人的特性。当一个人作为人的特性被扭曲后，在伦理道德上的争议就出现了。”拍与不拍，其实只是心灵的一次抉择而已。当面对生命与人性的时候，摄影者手中的相机是卑微还是崇高？ 就在于是新闻工作者本人的道德标准。

    1994年获得普利策新闻奖《等着吃小女孩的秃鹫》的这张照片，这幅照片让摄影师凯文•卡特，一夜成名，却最终，在“当时为什么不去帮帮那个小女孩？”这样的舆论的压力和自己良心谴责下，自杀身亡。其留下遗言“真的，真的对不起大家，生活的痛苦远远超出了欢乐的程度。”其实凯文·卡特，拍摄后立刻放下相机轰走了秃鹰，放声恸哭。然而他有作为新闻人的道德底线，当他在挣扎着跨过这条线，他的精神世界就已经崩塌了。避免这样的会很发生，在报道拍摄前应当有些思考：

    这一刻应该被公诸于众么？

    被拍摄者是否会被置于更大的伤害之中？

    此时受访者是否适合被访问？

    我所问的是否处于最小伤害之中？

    放下新闻人身份我是否能做些什么，是否充满同情心？

    新闻工作者是一个被赋予崇高的道德使命的职业，“铁肩担道义”，坚持正义和公平。而道德、正义、公平无法准确定出一个统一的标准，每人心中都有自己的底线。作为新闻人，则必须清楚，自己的底线应该放在哪里。我国的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规定：“维护采访报道对象的合法权益，尊重采访报道对象的正当要求，不揭个人隐私，不诽谤他人。”这就是新闻的铁律。假如在新闻伦理上失守、在职业精神上失魂、在专业操守上失范，那就很难称得上是真正意义上的新闻记者。 

    新闻工作者是一个被赋予崇高的道德使命的职业，“铁肩担道义”，坚持正义和公平。而道德、正义、公平无法准确定出一个统一的标准，每人心中都有自己的底线。作为新闻人，则必须清楚，自己的道德伦理底线应该放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