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农村建设必须以生产发展为首，只有不断强化农村的产业支撑，加强农业和农村的实力和竞争力，不断增加农民收入，才能为农村全面进步和农民全面发展奠定基础。

　　新农村建设需要循序渐进地推进，需要对其长期性和艰巨性有清醒的认识。如果说新程村建设是一部长篇小说，现在展开的仅仅是序篇。

　　自“三农”问题热起来之后，各类“三农”问题专家就像雨后春笋般地涌现了出来；自瓤农村建设展开以来，各方面人士的说法也是俯拾皆是，但有关认识甚或实践中不乏误区，需要予以澄清。

　　一、新农村建设的方向：“向左走还是向右走?”

　　一年多前，安徽省小岗村组织村民到河南南街村参观，有报道称“小岗村欲重走集体路”，在学术界引起了巨大的争议。笔者认为，华西、南街、刘庄等村发展集体经济，走共同富裕的道路，是新农村建设的模式之一。此种集体主义精神乃是当今时代的稀缺品，要善加利用，其勉之哉；但是，如果忘掉了过去曾搞过20余年集体经济效果不佳的历史(1953～1978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加一元左右)，而看到现在几个集体经济成功典型，就无限夸大其普适性，就不是理性的态度了。从全国范围看，必须立足像小岗村这样以家庭经营为基础的具有普遍性的现实之上，通过深化改革，赋予改革以更广泛的代表性和平等性，通过实行支农的财政政策和利农的金融政策，发展合作经济和产业化经营，实现新农村建设的目标。

　　二、新农村建设的着力点：经济建设还是文化，社会之建设?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一批知识分子抱着“复兴农村，复兴民族”的理想，深入农村，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乡村建设运动，其中主要形成了以晏阳初为代表的平民教育促进会与以梁漱溟为代表的山东乡村建设研究会为代表的研究机构，利以河北定县与山东邹平为代表的实验基地。“平教会”引进美国的农作物良种，小范围实验效果不错，但农民买去种植效果并不好，影响了农民参与的热情。梁漱溟先生在山东搞乡村建设，把重心放在了文化教育上，认为“创造新文化，那便是乡村建设的真意义所在”。最终的效果也是差强人意。

　　目前的新农村建设中，仍然存在从经济建设着手，还是从文化、社会教育着手的争论(主要表现在经济学界与社会学界、政治学界的争论)。笔者认为，新农村建设必须以生产发展为首，只有不断强化农村的产业支撑，加强农业和农村的实力和竞争力，不断增加农民收入，才能为农村全面进步和农民全面发展奠定基础。尤其是目前尚自近3000万贫困人口没有解决温饱问题，埘他们而言，首先是要发展生产，脱贫致富，而不是盖新房，建新村。我们的善政之光要少照“绮罗筵”，多照茅草屋。我们的学术研究中，同样不能用虚无的客体判断代替农民主体的现实选择，必须明白农民最关心的是收入的增长和生活的改善，而不是其他；对新农村建设的研究，不能把个人所感兴趣和擅艮的局部问题夸大其辞，过分强调其重要性，这等于虚耗精力，并无益于新农村建设的顺利推进。

　　三、要充分关注平均数掩盖着的大多数，关注贫困中的贫困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农村在整体水平上还相差甚远，新农村建设还刚刚开始，还路途遥遥。一方面，把大量的农村人口转移出去难度非常大，需要一个较长的时期。另一方面，假设到2020年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降到45％，仍会有6亿多人，到2030年这个比例下降到30％，还有约4.5亿人生活在农村，要让如此之众的农屯过上富裕的生活绝非易事。其实，我国农村在空间上从西到东，几乎等于时间上的从古到今，西部一些农村经过二二十年的新农村建设，也许只能达到东部地区今日的水平。

　　此外，新农村建设不能忽视边缘地带，贫困地区和特殊群体，不能忽视平均数下掩盖的不平均。事实上，我国各地的自然、经济、文化和社会千差万别，对新农村的需求很不一样。比如草愿牧区、山区、少数民族聚居区等，新农村建设需要注意和懈决的问题就有很大差别。目前我国有22个人口较少的少数民族，总人口63万，在这些地区如何保护文化多样性，同时又能推进新农村建没，需要细致周到的安排。比如，新疆喀什地区维族占人口的90％以上，是国家的乖要棉花产区，但农民年均收入只有1500元左有，帮助这些维族农民致富，需要国家的特殊政策安排。诸如此类的问题，解决起来绝非易事。

　　新农村建设需要循序渐进地推进，需要对其长期性和艰巨性有清醒的认识。如果说新农村建设是一部长篇小说，现在展开的仅仅是序篇。

　　四、正确理解政府、农民与社会在新农村建设中的角色和相互关系扎实推进新农村建设，需要正确理解政府，农民和社会各自的角色及其关系。

　　首先，政府是投人的土体。新农村建设面临的最大的硬约束就是如何解决资金问题。近几年，虽然中央财政用于“三农”的投入有了一定幅度的增加，但相对于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而言，还相差甚远。统计资料显示，2004年，我国农村固定资产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16.34％；各级财政支农支出占国家财政总支出的5.89％；农业贷款余额占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的5.55％。这些数据说明，农业和农村还远远不能平等地分享国家的公共资源，如果这种状况得不到扭转，不仅无法建设新农村，而且城乡关系将更加失衡。所以，在国家财政实力已有明显提高的情况下，政府需要进一步加大城乡统筹的力度，把更多的财政资源用于农村。

　　其次，农民是建设的主体。在建设新农村过程中，必须要明确的是：第一，尊重农民的意愿。在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中，上什么样的项目，搞什么样的工程，必须尊重农民的意愿。现实中，某个村庄内农民对优先选择什么样的项目，可能意见很不相同。我们曾经与亚洲发展银行一起在贵州做项目，征求村民上什么项目，得到的回答是：青年男女希望修路，以便于流动；成年农民希望修水渠，以便于发展农业生产；农村家庭妇女则要求通电，以便于小孩晚上能够读书。最终上哪个项目，必须经过农民的充分讨论，确立优先顺序。第二，充分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只有广大农民都积极行动起来，新农村建设才有望成功。如果农民“四个月种咽，两个月过年，六个月耍钱”，对村庄的公共事物熟视无睹，看着满街的污泥浊水、粪土垃圾而不管，那么新农村建设就不可能获得成功。所以，政府存增加投入的同时，必须引导和动员农民成为建设的主体，形成政府与农民良性互动的机制。农民的参与至少要经过四个阶段，即第一步从看不见到出现，让他们感觉到自己不是旁观者，而是新农村建设的主人；第二步从出现到给意见，对如何发展牛产，改变自己村庄的处境发表意见，形成鼓励自己利用各种参与机会的态度；第三步从给意见到有主见，农民能够明确地意识到利益和问题的所在，对新农村建设有理性的认识和独立的见解，第四步从有主见到集体行动，即以共同的利益为纽带，以集体行动方式参与到新农村建设中。

　　再次，广泛动员和利用社会资源。要搞好以上哺农、以城带乡，除了政府的统筹安排外，还要充分利用社会资源。这主要包括：出身农村进入城中的人员，本身就是一个连结城乡的桥梁，是一种血脉相通的联系，要善加利用；倡导和鼓励社会捐助；鼓励和支持大学生毕业后下乡就业服务，特别是到贫穷落后的地区去，要在政策上对他们给予保障和优惠；搞好村企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