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风指出，追逃追赃并非易事，中国有关方面在争取赖昌星遣返上花了13年时间。这是因为，在实践中，中国的许多逃犯为对抗遣返都大打所谓被“迫害”或遭“酷刑”这两张牌，因此，要想把遣返非法者变为引渡的替代措施，不但需要赢得遣返国对中国刑事诉讼活动的理解和认可，而且需要使遣返国对中国的刑事司法制度和人权保障制度抱有基本的信任。

　　异地追诉实现境外缉捕是第三条路径。具体地说，就是由中国主管机关向逃犯躲藏地国家的司法机关提供逃犯触犯该国法律的犯罪证据，由该国司法机关依据本国法律对其实行缉捕和追诉。

　　余振东、许超凡和许国俊是中国银行广东分行开平支行的三任行长，在2001年案发后三人立即潜逃。中方考虑到上述人员携款外逃的行为也同时触犯了美国的刑事法律，于是制订了这样的境外缉捕策略：支持并且协助美国主管机关以洗钱犯罪、违反移民法犯罪等理由在当地对他们实行缉捕并开展刑事追诉活动。面对强大的刑事追诉压力，余振东同美国刑事检控机关达成辩诉交易，承认所有被指控的犯罪，并表示自愿接受遣返。

　　许超凡和许国俊作出了既不认罪又不接受遣返的选择，分别被美国法院判处25年和22年监禁并留在当地监狱服刑。

　　第四条路径是劝返。针对一些思乡心切的外逃贪官，劝返往往会见效。如中国银行哈尔滨河松街支行原行长高山，逃到加拿大后靠给人装修房子为生。劝返行动组的人员与他接触了近1年，经常一谈就是两三个小时。2012年8月，逃亡了7年多的高山终于对行动组成员表示，想回国与家人一起过生日。8月11日生日之前，高山回到了中国。

　　“天罗地网”如何布置？

　　2014年以来，针对外逃贪官的法网被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收拢”。在王岐山今年1月明确提出加大国际追逃追赃力度后，最高人民检察院于3月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追逃追赃工作的通知》，强调无论犯罪嫌疑人逃到哪里，也无论逃了多长时间，检察机关都要坚持不懈地将他们缉捕归案，决不允许任何人逍遥法外。

　　5月，中纪委会同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安全部、外交部、央行等部门召开中央国家机关有关部门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座谈会。中央纪委副书记、监察部部长黄树贤强调，努力营造有利于国际追逃追赃的氛围，让外逃贪官无处遁形。中纪委的内部机构也作出了相应调整－－外事局与预防腐败室被整合为国际合作局。

　　7月，公安部代号为“猎狐2014”、旨在缉捕外逃经济犯罪嫌疑人的专项行动正式启动。

　　10月，黄树贤首次以“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办公室负责人”的身份亮相。作为办事机构的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办公室，将由中央纪委国际合作局承担具体工作。

　　除了中央纪委，这个办公室还有最高法、最高检、外交部、公安部、安全部、司法部、中国人民银行等其他单位的负责人参与，各单位按照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的统一部署和职责分工开展工作。

　　据悉，下一步，中国将通过建立动态的外逃人员数据库、加强国际反腐败执法合作等方式压缩外逃官员的生存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