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的中央计划经济其实是把一个内部严格执行计划和命令的公司扩展到整个国民经济的范围当中，形成了一个由国家控制一切资源，靠行政命令来组织全盘国民经济的超级国家公司，怎么样降低这个超级国家公司过于高昂的运行成本，是中国改革的现实出发点，中国的经验就是通过超级国家公司的权力下放开始重新界定财产权力，而随着分利的特别是私人财产重新得到社会和国家的承认。中国就逐渐形成了多种产权并存的新局面，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在法律上依然存在，但它的组织形式和营运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原来不为社会主义制度所容的非共有经济、私人财产、个体户、私人企业和外资，这在国民经济许多领域争得了一席之地。在今天中国的经济要占50%，但是却提供着75%的贡献。更为重要的是，所有制不同的产权资源，可以搭建成新的资源组织，以便适应环境不确定性的变化，这一切传统社会主义经济模式所不能允许的制度性的变化，构成了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

　　中国是在开放的情况下推进改革的，而改革也推动中国卷入了全球的市场竞争，出乎包括我在内的所有经济研究者预料的是，对全球化没有做好充分准备，绝不仅仅是中国自己而言。新的情况是，由于中国前苏东国家、印度和其他国家陆续走上了开放的道路，二次大战以来形成了全球经济秩序，根本不可能一成不变的得到继续的维持。旧有的平衡已经打破，新的平衡有待建立，所有的国家包括发达国家和新兴的后发国家，都要调整自己以适应这个新的经济大时代。

　　我认为这是我们讨论当前这场危机和全球经济失衡问题所不可以忽略的一个宏大的背景，比较严重的冲击来自于两个基本点，在微观上人工和其他要素成本相差极其悬殊地不同国家，现在他们的产品要放在同一个全球市场上来进行竞争，引发了前所没有的生产替代、投资转移和经济结构的调整，特别是当全球舞台上那些后起的经济体，逐步提高自己的学习曲线，改进了自己产品的质量的时候。先进国家、高昂的人工成本就难免遭到竞争的压力。

　　这个道理是很简单的，如果年薪3000美元的工人也可以制造出年薪8万美元的工人才能制造出来的汽车，那么在开放的全球化环境内，后者就会受到很大的挑战。在逻辑上有三条道路可以选择：（1）高收入的工人群体转向生产附加价值更高的产品。（2）降低高收入国家的收入水准。（3）利用贸易保护主义把竞争者挡在国门之外。

　　我想多数经济学家都会赞赏第一项选择，也可能会相信，也可能会希望但不敢相信第二种选择的现实性，就是降低发达国家的生活水平。同时都会共同的比较一致的反对第三项选择，就是贸易保护主义。但是对于真实世界的当事人而言情况却要复杂的多，因此有利于一个国家消费者的事情并不天然被这个国家所有生产者都是好事情，在宏观上美元作为国别货币又充当全球结算货币和储备货币的架构，也因为中国、印度、苏东国家陆续卷入了全球贸易而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战，也就是世界贸易越繁荣，国家对作为结算货币和储备货币的美元需求越是旺盛，美国的逆差就必须越严重。而美元的币值就越难以稳定，二次大战结束以后，随着欧洲的复兴和日本的重建，美元一身二任矛盾不断的在激化。在这个期间欧元诞生，形成了对美元地位的部分分担和竞争等等，都曾经部分的化解了美元体系的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