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一方面繁荣的全球贸易也给既定的货币框架带来了很大的冲击。这两个难点是互相交汇的，由制度变革推向全球市场的中国劳动力，不是论百万计，也不是论千万计，而是论亿计。再加上前苏东和印度等国，卷入全球市场竞争的劳动力高达数十亿，这样巨量的人力资源在过去半封闭、封闭环境内形成的收入水平和工资水平，就像巴尼斯特说的那样：“只及发达国家工人收入的几十分之一甚至百分之一”但是现在在开放的情况下，他们不断改善产品质量，也要来参与全球的竞争。这样释放出来巨大的比较优势，但是也会加大美元的负担，即便美国乐意承担这样的负担，但是现在看看巨额的贸易顺差、巨额的贸易储备，再转为美国的巨大投资终究变成一种场货币的灾难。

　　在这个泛滥的环境内，最后是一场没有谁预料过的次贷危机，触发了这场全球的金融危机。我相信这个是理解全球金融危机更为一般的视角，应对这个冲击也分两个方向：

　　（1）发达国家要加快创新，向更高生产率的方向移动。在这个基础上才能够保持和继续提高较高的收入水平和生活品质。而新兴的后发国家要加快自己收入分配的调整，也要在生产力的基础上增加本国居民的收入，充实本国的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的基础。公道一点讲中国并不是一个完全对这类矛盾一无所知的国家，因为在中国自己国内也预演过类似这样的冲突，熟悉中国体制的就知道，上个世纪60年代之后，中国城市和农村之间就构造了一个很大制度的壁垒，数亿的农民群体不能进入到城市的工业，这样就造成了农村居民收入不能赶上城市居民的收入。后来改革开放以后，大量农村劳动力包括他们制造的质量还很粗糙的制造品，也参与跟中国城市工业集团的竞争，这个局面有一度也是导致很大的国内经济上的麻烦。

　　1997年到2002年，很多报道说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导致了5000万到6000万工人的下岗、失业或者是再就业，这个既有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也有国有传统企业天生的薄弱环节，其实也包括巨大的农民工带着很低的竞争成本来参与到国内市场的竞争。我遇到一个城市的管理者告诉我，进入到城市的农民工是不可能每天都洗上热水澡，他高声的问要让我们每天洗澡的城里人怎么跟他们竞争呢？这个问题现在只不过在全球范围内发生，中国的经验就是不要阻挡那个根本阻挡不了的变化趋势。但是要尽最大的可能延长这个变化的时间，为相关的各方争取适应改善和调整的条件，这是应对第一个冲击要完成的全球的合作。

　　（2）就是要考虑全球货币体系的重建，为全球贸易的进一步繁荣奠定可靠的货币和金融制度的基础。这方面要讨论的选择很多，既可以沿着欧元这条道路继续前进，直到形成若干个彼此竞争也许以浮动汇率联系起来的地区性货币，共同为全球市场服务，也可以形成一个更为理想主义的全球货币。无论怎么样的应对，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关起门来单独完成这个任务，因此全球眼光和意识，不同国家利益之间的理解和协商，各国学者不同的理论与政策主张的交流切磋，对重建全球经济秩序都是重要的。

　　我小结一下，改革开放奠定了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基础，也推动中国卷入了全球化。中国的变革并没有终结，无论对内还是对外，中国的制度变迁还没有大量没有完成的议题，在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中，中国经济正面临新的考验。我个人的看法，考验的主要方面并不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重新拉回到高速增长的轨道，而是中国经济增长的质量、中国的结构变化以及中国能不能更加积极地参与全球经济秩序重建。我们已经看到中国实际出发的经济研究与科技探索，肩负着重大的使命，也拥有远大的前途。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