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加州理工学院，钱学森决定追随力学大师冯·卡门教授。

　　第一次见面时，钱学森异常准确地回答了教授的所有提问，他的敏捷思维和智慧，顿时给冯·卡门以深刻的印象。在一次学术讨论会上，老师卡门讲了一个非常好的学术思想，有人问：“卡门教授，你把这么好的思想都讲出来了，就不怕别人超过你？”卡门说：“我不怕，等他赶上来，我又跑到前面老远去了。”所以，钱学森后来称在这里的学习使他“一下子脑子就开了窍”，以前从来没想到的事在这里全讲到了，讲的内容都是科学发展最前沿，让人大开眼界。

　　有一次，读博士的钱学森报告工作，有位闻名世界航空界的权威认为钱学森讲错了，对着他又拍桌子又瞪眼睛，斥责他胡闹，轰他走。钱学森耐着性子让老师发脾气。但这位科学家是崇尚真理的，把钱学森轰走后，静下来一想，觉得是自己不对。于是第二天跑到钱学森工作的房间，立正，还稍微带点鞠躬的样子，诚恳地对钱学森说：“昨天的事，你是正确的，我是错误的。”

　　还有一次，钱学森参加学术讨论，讲完工作后，一个老头提了意见，钱学森一句话就顶回去了。老头坐下了。会后，导师对钱学森哈哈大笑：“你知道那老头是谁吗？”钱学森说不知道，导师说，这是鼎鼎有名的大教授，又说，你那句话回答的好极了。

　　那时，整个加州理工学院校园弥漫着创新的学风，学术气氛非常浓厚，学术讨论会也十分活跃。据钱学森回忆，“在这里，拔尖的人才很多，我得和他们竞赛，才能跑到前沿。这里的创新还不能是一般的，迈小步，那不行，你很快就会被别人超过。你所想的、做的要比别人高出一大截才行。你必须想别人没有想到的东西，说别人没有说过的话。”

　　到加州理工学院的第二年，即1937年秋，钱学森就和其他同学组成了研究火箭的技术小组，他担当起了理论设计师的角色。而火箭在当时还属于幻想中的东西，大家把小组称为自杀俱乐部，因为火箭和火箭燃料的研究，实在充满了危险性和不确定性。然而，正是钱学森完成了美国首个军用远程火箭的设计。

　　“人民中国才是我永远的家”

　　从1935年到1955年，钱学森在美国整整居住了20年。这期间，他在学术上取得了辉煌的成就，生活上享有丰厚的待遇，工作上拥有便利的条件。然而他始终眷恋着生他养他的祖国。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的成立使客居美国的钱学森心潮澎湃，他向夫人蒋英说：“祖国已经解放，我们该回去。人民中国才是我永远的家。”

　　而此时，美国国内的政治形势发生突变，一位名叫麦卡锡的参议员在美国掀起了一股反共浪潮。1950年，正准备启程回国的钱学森在旧金山遭到阻拦，他所有的行李都被海关扣押。

　　一天下午，两个联邦调查局的官员走进了钱学森的住所，向他宣读了逮捕令……钱学森被关进了特米那岛上的一个拘留所。他在那里被关了整整15天。

　　钱学森被美国政府无理拘禁的消息一经传出，世界各国，包括美国在内的许多爱好和平的人士，都纷纷向钱学森发出了声援的呐喊。中国政府也公开发表声明，谴责美国政府的这一错误做法。

　　1954年4月，美国国务院发布公告，宣布取消了扣留中国留学生的法令。可钱学森夫妇的行动仍然受到盯梢。

　　时间就这样一天天地过去了。突然有一天，夫人蒋英想出了一条妙计——那是1955年6月的一天，蒋英带着两个孩子，伴着钱学森佯装上街闲逛。他们巧妙地避开了特务的盯梢，溜进了一家咖啡馆。蒋英一边喝咖啡，一边逗着孩子玩耍，钱学森则以香烟盒代替纸，用中文写一封信。信中写道：“……阻碍归国的禁令已于4日被取消，然我仍身陷囹圄，还乡报国之梦难圆，省亲探友之愿难偿，戚戚然久之……恳请祖国助我……”

　　这信是寄往比利时蒋英妹妹家的，请她迅速转交给父亲的世交陈叔通先生。

　　钱学森的这封短信几经辗转，终于送到了陈叔通老人的手中。

　　陈叔通，时任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他在读完了钱学森的这封写在香烟纸上的求援信后，迅速将这封短信转呈给了周总理。

　　周总理看了这封信后，当即把就要赴日内瓦参加中美大使级会谈的王炳南同志招来，严肃地说：“炳南同志，这封信很有价值。这是一个铁证。它说明美国当局至今仍在阻挠旅美华人和留学生回国。你要用这封信揭穿他们的谎言，争取使钱学森这样的科学家能早日回国。”

　　1955年8月1日下午4时。中美两国大使级会谈再次复会。王炳南大使将钱学森的这封写在香烟盒上的信及翻译件摆到了谈判桌上。美方代表顿时哑口无言。最后，美国方面只得同意允许钱学森回国。

　　在美国的20年里，钱学森一直保留着中国国籍，他回忆说：“我在美国那么长时间，从来没想过这一辈子要在那里呆下。我这么说是有根据的。因为在美国，一个人参加工作，总要把他的一部分收入存入保险公司，以备晚年退休用。而我一美元也不存，因为我是中国人，根本不打算在美国住一辈子。”

　　1955年10月8日，钱学森走过罗湖口岸，终于回到了他魂牵梦绕的祖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