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学森从自己的亲身体验中认识到，科学工作往往是从一个猜想开始，然后才是科学论证。而这正是艺术家的思维方法，即形象思维。他一再强调人才培养的基本途径是把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结合起来，走“科学与艺术结合”的道路，因为创新才是科学与艺术的共同灵魂。

　　“活着的目的就是为人民服务”

　　在钱学森的心目中，国为重，家为轻，科学最重，名利最轻。

　　钱学森多次说过：“我作为一名技术工作者，活着的目的就是为人民服务，如果人民最后对我的工作满意的话，那才是最高奖赏。”

　　在创建力学所期间，他按照技术科学的思想，主持建立了各个专业科组，并积极倡导学术民主，在科学研究面前不论资历深浅，彼此都平等。他在中国科技大学创办了近代力学系并兼任系主任。在给学生讲课时，他发现许多工农子弟因为经济困难，买不起计算尺等学习用具，便把刚出版的中文版《工程控制论》一书的稿酬，毫不迟疑地捐给了系里，资助贫困学生购买学习用具。

　　钱学森归国后定为一级教授，一个月300多元。除了工资之外，他还有稿费，晚年还得到过几笔较大的科学奖金。但他把这几笔较大的收入全部都捐了出去。

　　1962年前后，他所著的《物理力学讲义》和《星际航行概论》先后出版，稿酬有好几千元，这在当时是一个非常可观的数目。那时正值国家经济最困难时期，钱学森及其家人和全国人民一样，也是勒紧裤带过日子。但是，这么一大笔钱并没有使钱学森动心。他拿到钱后，连钱袋子都没有打开，转手就作为党费上交了。

　　1978年，钱学森又将为他父亲钱均夫落实政策补发的3000多元工资作为自己的党费全部上交。

　　1982年，钱学森等著《论系统工程》一书，他本人将所获稿费捐给了系统工程研究小组；1994年，他又荣获何梁何利基金优秀奖100万港元，他连支票都没拿到，就写了一封信，委托秘书代他转交给了西部促进沙产业发展奖励基金。即使是在平时，他和别人联合署名发表文章时，总是把稿费让给别人并说：“我的工资比你多，这稿费就请你一人收下吧！”

　　钱学森曾任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副院长、院长等职,但他从不向组织谈及待遇。比如他的住房，从上世纪60年代初至今，他与老伴儿一直住在那套老式公寓房里。组织上曾想给他按标准盖一座小楼，再修一个小院，这样他还可以晒晒太阳。钱学森说：“我现在的住房条件比和我同期归国的那些人都好，这已经脱离群众了，我常常为此感到不安。”秘书说：“钱老，现在一般科技人员的住房都有了很大改善，您说的那是老皇历了。”钱学森摇摇头说：“今后别再提这个问题了，把我折腾到新房子里，我于心不安，心情也不会好，能有利于健康吗？”

　　1991年，钱老已满80岁，为了表彰他对我国科技事业的贡献，中央决定授予他“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荣誉称号。对于这一如此高的荣誉，钱学森本人的态度十分冷静。授奖仪式后，众多新闻媒体出现了一个宣传钱学森的高潮，航天部、中国科协、国防科工委等单位也做出了向他学习的决议。

　　几天后的一个上午，钱学森把秘书叫到办公室。开口就问：“你怎么还在忙啊？我们办任何事，都应该有个度。这件事(指对他的宣传报道)也要适可而止。这几天报纸上天天说我的好话，我看了心里很不是滋味。难道就没有不同的意见吗？”秘书回答：“钱老，既然您说到这里，那么，我如实向您报告：我也听到一些不同意见。有的年轻人说，怎么党的知识分子政策都落实到钱学森一个人身上了？”

　　钱学森立即说：“你说的这个情况很重要，你立刻通知报纸杂志社，把宣传我的文章撤下来。”

　　秘书马上给《光明日报》、《科技日报》等部门打电话，对方表示尊重钱老的意见，但文章已经排好了版，不好撤下来。秘书向他说明情况后，钱老一听文章无法撤下来时便说：“像这样的文章都是在人死后才发表，我还没死呢，他们急什么？”于是秘书赶紧打电话告诉杂志社总编：“钱老都把话说到这个份儿上了，你们就是有天大的困难也一定要把稿子撤下来。”

　　这就是钱学森，他那淡泊名利和率真的人生态度，诠释了一位科学家的高尚品质，展现出了一位共产党员的高风亮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