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苏六认为，新媒体改变纪录片产业生态主要体现在：资本投入方面，电视台、政府投资向社会资本转移，商业类纪录片越来越受到广告主的欢迎；生产制作方面，电视机构向互联网思维团队转移，这种即时互动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避免纪录片作品不接地气或与市场脱节；发行环节，台网版权向网台版权转移，传统电视机构越发开放的态度，使产业链的双向循环逐步打通，而国家对新媒体版权的越发重视，会使其在法律层面受到保护，新媒体纪录片的商业价值将更加凸显；传播环节，家庭电视向移动多屏转移，受众的共性催生新的媒体内容，未来纪录类真人秀节目可能会在网络上直播，社交属性将带来广告效果的明显提升。

　　正是由于市场需求在逐步加大，各级电视机构对其栏目的制播流程进行了结构性调整，在进一步整合各方资源的同时，得益于集约化带来的成本效益，既降低了各自的投资成本，又提高了平台前端节目输出的能力。

　　对于纪录片产业而言，伴随着自制数量的减少，专业分工导致总体投资成本相应降低，而社会需求方面却有进一步提升。从数据中可以观察到，在总体制作量减少的情况下，各级电视机构的播出总量却普遍比往年有进一步的增长。2013年纪录片的播出总量约为35630小时，比2012年的26758小时增加8872小时，增幅为33.2%。

　　新常态特征三：纪录片呈“泛纪录”倾向

　　在创作层面上，一方面，纪录片不断吸收其他影视类型的优点、风格和手法；另一方面，随着纪录片被越来越多的公众认知和认可，其他类型影视产品也在不断吸收纪录片的相关创作手法，尤其是随着娱乐真人秀节目大行其道，纪录手法得到越来越多的播撒，《报告》将其称之为“泛纪录”倾向。

　　何苏六说，“泛纪录”带来的影响很有可能是深远的，它触及纪录片面临的深层次问题，即类型化问题，其对于纪录片产业化发展的意义是多方面的。纪录片的类型化发展与体系建立，不仅涉及纪录片外在形态的类型化，还包括纪录片评价标准与价值取向的类型化。这不仅会推动纪录片产业化的全面发展，更有助于纪录片的良性生态的建立。首先，纪录片媒介产品属性的强化，使受众的需求被尊重。类型化以市场为导向，即以观众的需求为目标，更能够保证纪录片作品良好的收视与市场反馈。其次，纪录片类型化的发展，能够提升目前纪录片整体的制作水平。我国纪录片的类型化完整系统的建立，可以为不同类型纪录片的创作建立标准。同时，纪录片创造者不再是无章可循的“手工业者”，而是手握蓝图的“产业工人”。再次，纪录片类型化的发展，能够保护曲高和寡的“小众作品”。

　　值得关注的是，《报告》中对纪录片的类型化有这样一段描述，“既发展了‘机器大工业生产’，也保护了具有价值的‘手工作坊生产’”。何苏六对此表示，这种发展趋势——让优秀的纪录片精品传世，让成熟的纪录片产品逐利，二者对于广大受众而言无疑都是有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