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新：学术生态环境中的主流价值观

　　由谁营造科学探索与技术创新的生态环境？这不仅仅是政府的责任，要全社会共同努力。我国老一辈科学家追求真理、奉献祖国的科学精神，集中地体现了学术生态环境建设中的基本价值观。

　　今年10月31日，是钱学森先生逝世一周年。中科院原党组书记、副院长张劲夫曾在回忆文章中说，“从钱学森在美国和他回国以后的经历中，不难看出他的政治品质和治学品质同样高尚。事实证明钱学森是我党难得的政治上成熟的战略科学家，中国人民忠诚的儿子。我冒昧地将他的品德和精神概括为‘钱学森精神’……”

　　今年11月12日，是华罗庚先生诞辰100周年。华先生曾讲过这样一句话：科学无国界，科学家有祖国。有人曾问“两弹一星”功勋彭桓武先生“为什么回国”，彭先生回答“我是中国人，回国不需要理由，不回国才需要理由”。

　　与钱学森先生一起回国的郭永怀，当年为防美国当局阻挠，彻底销毁了他长达12年的科研笔记，而将科学数据牢记脑海。1967年1月，一次核试验结束后，郭永怀一行乘直升机回北京，不料途中突遇雷雨，飞机着火失事。就在这次空难发生后，人们在飞机残骸中找到紧紧抱在一起的郭先生与他的警卫员，他们的身躯已烧焦成炭，而夹在他们两人中间的核试验数据完好无损。

　　张开逊：关注我国科技发展深层次道德问题

　　我国科技界学术道德问题受到关注，始自舆论揭露某些科学论文作者抄袭、剽窃、数据造假。长久以来，社会对学术道德问题的监督一直停留在这个层面。实际上，上述道德问题只是科学道德中最低层次问题，是人类道德的底线。

　　人们对科技工作者寄予厚望，期盼他们丰富人类知识，增长人类能力，为应对严峻现实向社会提供聪明的建议。我们应在这样的背景中思索学术道德问题，在精神范畴为我国科学技术发展创造良好的生态环境。

　　如今，至少有两个问题尚未引起人们重视。其一，某些重大科学技术活动中人文精神缺失；其二，科技评价体系存在明显偏颇。

　　人们走过央视新楼，会对它怪诞、扭曲的造型感到困惑。这种明显违背节约原则的设计，无端消耗我国稀缺的钢铁资源，肆意挥霍我国宝贵的建设资金。然而，至今未见科技界反思这种不符合科学发展观的设计理念；无人责备这种孤立价值观引发的深层次道德问题。

　　目前，我国许多学术机构以科技工作者在国外期刊上发表论文的数量作为科研成果的评价标准，客观上使其追踪国外期刊所好，这有可能偏离科学的核心问题，偏离技术发展的战略制高点，偏离我国紧迫的实际需求。

　　真正的科学研究，是探索未知的艰难历程，是在迷雾中试错求真的过程；科学家科学研究工作的经历，大部分是挫折与失败的经历，这种经历本身就是宝贵的科研成果，它无法在期刊上表现出来。科学探索需要执著与耐心。在以论文数量为标志的评价体系中，潜心探索的学者很可能在论文数量上被评为不合格。

　　学术期刊是交流的工具，其自身并不承担评价科学成果的义务。评价体系的错位，很可能使科学工作者逃避艰难的探索，追逐“锦上添花”与华而不实的“成果”；使人们陶醉在论文数量“大国”的虚幻快乐之中。同时，评价体系的错位不利于我国学术活动形成稳定坚实的积累。

　　近代科学诞生后，科学自身已建立纠错机制，成为人类文化中唯一不存在歧见的知识体系。我们当在更深层次思考我国科学技术活动的道德问题，使哲学智慧与人文精神融入科学技术活动，建立科学技术活动的纠错机制，使人们探究自然奥秘与改变物质世界的努力服务于人类的崇高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