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醒民：科学思想出自科学家头脑

　　从上个世纪初科学在中国建制化，尤其是新中国成立60多年以来，本土的中国人依然与百年诺贝尔自然科学奖无缘。有人说，这个问题是“李约瑟问题”的现代版。这或许有一定的道理。然而，李约瑟问题的前提是，中国古代科学是先进的；而当下问题的前提则是，中国现代科学是晚近才从西方学来的，因而是落人之后的。这种特定的前提以及时代的差异启示我们，在寻找该问题原因时还得另辟蹊径。

　　爱因斯坦曾一针见血地挑明：“人们能够把已经作出的发现的应用组织起来，但是不能把发现的本身组织起来。只有自由的个人才能够作出发现。”他反问，“你能设想一个科学家组织能作出查尔斯·达尔文那样的发现吗？”爱因斯坦告诫人们：“科学史表明，伟大的科学成就并不是通过组织和计划取得的；新思想发源于某一个人的心中。因此，学者个人的研究自由是科学进步的首要条件。

　　在科学史、思想史和学术史上，尚无任何一部经典是群众和群体的产物而非个人的首创。相反，《理想国》出自柏拉图，《形而上学》出自亚里士多德，《纯粹理性批判》出自康德，《资本论》出自马克思，《逻辑哲学论》出自维特根斯坦；《论语》出自孔丘，《老子》出自老聃，《庄子》出自庄周；《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出自牛顿，《物种起源》出自达尔文，相对论出自爱因斯坦……

　　思想为什么是个人的而不是群众的？这的确是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

　　许振超：缺少普通劳动者的创新团队不是一个完整团队

　　缺少普通劳动者的创新团队不是一个完整的团队，不完整团队的战斗力肯定不强，战斗力不强的队伍在科技创新中能打胜仗吗？由此，我想到上个世纪60年代有位工人电光源专家蔡祖泉。

　　蔡祖泉是在科学实验室为科学家吹玻璃试管的工人。然而就是这个工人蔡祖泉，制造出我国第一盏新型电光源高压汞灯、脉冲氙灯、氢弧灯等。蔡祖泉这样的劳动者，敬畏科学，迷恋技术并敢闯技术禁区，他们最大的满足是攻克技术难关，他们心甘情愿废寝忘食地工作，无需动员亦无需考核。

　　在我国，像蔡祖泉这样的劳动者还有很多。比如我认识的兰州机械厂一位老车工，他一辈子都在研制高速切削刀具，退休很多年了仍在全国各地传授技术，而且分文不取。

　　由此我认为，构建科学探索与技术创新的生态环境，科学技术界更需守望心灵净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