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孝之外，还有公共空间

　　那我们是在什么时候开始落后的？明代开始的。尽管当时国家力量并不弱，比如中庸之道都在发挥作用，但处于一种封闭状态，就产生了一系列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和欧洲相比，在时代性的问题上我们有差距。第一个我们对公共空间缺少认知，这是从明代开始和欧洲显现的巨大区别。欧洲的文艺复兴是做什么呢？是让米开朗基罗、达芬奇还有拉斐尔的画在公共空间里展出。米开朗基罗的《大卫》就放在佛罗伦萨的大街上，市民每天评价。文艺复兴是全体市民一起参与，对古文化进行认知。中国从来没发生过这样的事情，从来没发生过公共空间的集体认知。这是中国落后的一个关键原因。我们也有艺术品，主要是皇家收藏、老百姓收藏，博物馆是后来的事情，没有公共空间一说。今天我们的旅游者到国外随地吐痰、高声喧哗，很难说是没有道德，是因为对公共空间缺少认知。这是中国文化的缺陷，历史上就有缺陷。我们中国文化有两个庭，一个家庭，一个朝廷。对家庭是孝，对朝廷是忠，忠孝就两全了。其实朝廷和家庭之间还有辽阔的公共空间，我们的文化未予足够关注。当县官出门，两块牌子肃静、回避，把公共空间变成了私人空间，或者变成了官场空间。这是我们落后于西方的第一点，就市民社会和近代社会建立公共空间的觉醒，在明清就没有做到，我们现在很多事情落后在这一点，不是我们一般所说的制度或体制。

　　第二个，时代性上的弊病，由于公共空间的失落，知识分子失去了自己的行为本位。这话有点复杂，近代的知识分子不再是一肚子学问说话给皇帝，而是需要对公共空间发言。有个总结很有趣，是说中国明清时代的知识分子都在高谈阔论，等国破家亡的时候站出来做民族英雄，但这一天老等不来，真等来的时候，按照他们的主意，国破家亡更快。这是当时明清两代知识分子的特点。知识分子应该做什么样的人呢？这里我需要康德讲过的一句话：敢于在一切公共空间运用理性。康德是德国的一个大哲学家，他认为这是知识分子的特点。这句话很短，但这正是我们知识分子缺少的。公共空间就是知识分子要发言的地方，他的使命就是在公共空间敢于对国家、社会、民族利益表达自己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