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先生面对大家的盛情与重礼，感觉到受之有愧和却之不恭的两难，所以反复考虑了三四个月后才选择了接受，延迟到自己七十岁生日快到的1936年1月1日才写了回信：

    “接二十四年九月七日惠函，拜读以后，惭悚得狠！诸君子以元培年近七十，还设有一所可以住家藏书的房屋，特以合力新建房屋相赠。元培固没有送穷的能力，但诸君子也不是席丰履厚的一流：伯夷筑室，供陈仲子居住，仲子怎么敢当呢？诸君子的用意，在对于一个终身尽忠于国家和文化而不及其私的公民，作一种纪念，抽象的讲起来，这种对于公尔忘私的奖励，在元培也是极端赞成的。但现在竟以这种奖励加诸元培，在元培能居之不疑么？但使元培以未能自信的缘故，而决然谢绝，使诸君子善善从长的美意无所藉以表见，不但难逃矫情的责备，而且于赞成奖励之本意，也不免有点冲突。元培现愿为商君时代的徙木者，为燕昭王时代的骏骨，谨拜领诸君子的厚赐，誓以余年，益尽力于对国家对文化的义务；并勉励子孙，永永铭感，且勉为公尔忘私的人物，以报答诸君子的厚意。谨此申谢。”（转引自周天度：《蔡元培传》，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79页）

    但是，由于日军侵华日益加剧，1937年先心怀叵测地挑起“七·七”事变，攻陷北平，紧接着又肆无忌惮地挑起“八·一三”淞沪战争，攻陷上海，中国人民同仇敌忾地奋起进行全面的抗日战争，大家，连同蔡先生本人，也就无暇再顾及为他建设新的住房之事了。

二

    胡适先生租房子住的情况，他的老乡、亲戚、老朋友、有时还是常住客的石原皋曾作过统计。在北京，先后租房多达五处：南池子缎库后身八号、钟鼓寺十四号、景山大街陟山门六号、后门米粮库四号、东厂胡同一号。在上海，租住静安寺极司非尔路四十九号甲。石原皋对胡先生屡屡乔迁的细节娓娓道来：

    “胡适在北京，最初住在南池子缎库后身八号。我到北京时，他家已搬到钟鼓寺十四号，在大学夹道附近，离北大不远，住宅是普通四合院，房子不大，一进门为门房，两侧为厢房，正房居后，旁有耳房，厨房很小，厕所更狭。庭院也不宽大，栽有一二棵小树，数盆夹竹桃。正房为寝室和书房，两厢为客房及会客室。男佣人住在门房，女佣人住在耳房。家具陈设也很简单。那时，各大学都长期欠薪，教授的生活都很清苦，胡适的经济也不宽裕。后来，胡适出版的著作日多，销路一好，收入就多起来了。在这个时期，他到国外去了一次，在国外住了十个月，讲了些学，挣了些钱。钟鼓寺的住宅，实在太狭小，不能不另找新居。恰巧，林长民的住宅出让。林当时任郭松龄的秘书长，郭是奉军的革新派，他造老派张作霖的反，被张作霖打败，全军覆没，郭和林都被打死。林已死，他的住宅只好出让。房子在景山大街陟山门六号。钟鼓寺的房子是寻常老百姓家，陟山门的房子却是官僚政客的公馆了。房子宽敞很多了，庭院也大，气派也两样了，有长廊，厨房中有机井。林家原有的家具陈设及皮沙发等，出了顶费全部买过来了。

    张大元帅进据北京，捕杀进步和革命人士，恐怖气氛笼罩着整个北京城。胡适从海外讲学回国，他也不能回到北京居住，于是江冬秀同两个儿子迁到上海，住静安寺极司非尔路四十九号甲，为一楼一底的小洋房。胡适藏书多，所以房子要大。他的藏书沒有搬到上海，佣人也没有跟来，一楼一底的小洋房也够住了。何况上海是寸金之地，房租贵。当时胡适的经济情况，还住不起花园大洋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