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〇年十一月底，胡适离开上海回到北京，再在北大任教。那时，胡的朋友越来越多了，书籍也越来越多了。像陟山门那样的房子又不够用了。蒋介石掌握政权后，为了安定人心，教育经费照发了，大学教授的薪不欠了，工资也提高了，特别是名教授月薪六百元，还可以兼课兼薪。北京改为北平，政治中心南移，人口外迁，空房子多出来了，房租也便宜一些了。因此，胡适找到后门米粮库四号的房子。这座房子比陟山门的房子更大了，更好了，有一个很大的庭院，院中有树木，有汽车间，有锅炉和热水汀，有浴室和卫生间；房间多了，胡适可以接待好友了。徐悲鸿、徐志摩、丁文江等朋友，都是这个时期住在他家。

    抗战军兴，胡适只身赴美，家眷在沪，后来江冬秀又回老家居住。抗战胜利后，胡适回国，任北京大学校长。住在东厂胡同一号。据说，这所房子，黎大总统元洪曾住过。我不知道该宅的情况，想必一定更宏大了。所以我说，胡适在北京住的房子越搬家越大。”（《闲话胡适》，安徽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92—93页）

三

    蔡胡两位先生如果想买房子的话，并非是绝对不可能，相反的倒是大有希望。因为，他们都担任过要职，蔡先生当过教育总长、大学院院长、中央研究院院长和北大校长；胡先生当过驻美大使和北大校长，他俩的职务，相当于今天中央的部长。而他们的贡献和影响则大大超越于一般的部长，他们是名教授、大学者、引领时代的思想家。他俩又都拿过高薪，每月工资600元，还有丰厚的稿酬等的收入。据李书华回忆，他从1922年到1929年在北大物理系任教授与系主任期间，北大的一般教授每月的工资为280元，或者260元，或者240元。并且，当时北平生活便宜，“租一所四合院的房子，约有房屋二十余间，租金每月不过二三十元，每间房平均每月租金大洋一元。”既然房屋租金比较便宜，那么房屋售价也就不会太贵了。所以，“有的教授省吃俭用，节省出钱来购置几千元一所的房屋居住；甚至有能自购几所房子以备出租者。”（《七年北大》，《我与北大‘老北大’话北大》，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64页）如此说来，则蔡胡两位先生岂不是也可以买得起房子了吗？但是，他们终其一生都没有买房子。为什么呢？

    主要原因有三：

    其一，他俩的工资虽不低，但由于北洋军阀政府（1912-1928）对教育经费，投入少，时常拖欠，甚至克扣，使得他们的工资或者名存实亡，或者名不符实！

    其二，他们热心公益，乐善好施，慷慨捐献；广交朋友，热情款待，救急扶贫。例如，蔡先生“因应酬较多，每月薪资几乎不敷开支。某次经管人员就在原来的薪俸之外，增加二百元，被他发现，当场就把多给的钱退回去，并告诫经办人员，生紧些没关系，一切要按规定办事，制度必须严格遵守。”（转引自周天度：《蔡元培传》，第376页）又如，著名的学者林语堂当年留学哈佛经济来源无着时，是胡先生及时救济了他。林语堂在《我最难忘的人物——胡适博士》一文中回忆说：“1920年，我获得官费到哈佛大学研究……不料到了美国，官费没有按时汇来，我陷入困境，打电报告急，结果收到了两千美元，使我得以顺利完成学业。回北平后，我向北大校长蒋梦麟先生面谢钱事。蒋先生问道：‘什么两千块钱？’原来解放了我困苦的是胡适，那笔在当时近乎天文数字的钱是从自己腰包里掏出来的。他从未对我提起这件事，这就是他的典型作风。”（《读者文摘》1963年10月）如果胡先生把这“在当时近乎天文数字的两千美元”不是暗暗地白送给林语堂，而是留着买房子的话，那就不但可以买到一般的房子，兴许还可以买到豪宅呢！

    其三，他们的立身处世，所追求和所持守的乃是多奉献，少索取；重精神，轻物质；约己严，侍人宽；要富而仁，不要富而不仁等，他们的人生态度是求实的，他们的人生理想是远大的，他们的人生境界是高尚的。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他们对购房和租房的取舍了。

    蔡元培和胡适两位先生对待这一问题的态度是很感人的，他们崇高的人格和精神，诚然值得我们后人钦佩与效法。

    但愿，时下在购房热大潮中，正在沦为“房奴”以及投机客、炒房客的人，能从这一感人的故事中得到有益的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