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时期魏武曹操的政绩武略人们是比较熟悉了，这里欲跟读者朋友们再扯扯曹操的“文采”。
      大家知道，曹操于“外定武功”的同时，还热衷于“内兴文学”（他很有艺术细胞，据说他的草书、音乐和围棋当时也是一流的）。他不仅以“领袖”身分支持和鼓励当时邺下文人集团的文学创作活动，从而促进了建安（汉献帝年号，公元196——220年）文学的蓬勃发展。而且他自己还于戎马倥偬之余吟诗撰文，从而丰富了建安文学的实绩。至于鲁迅先生从我国古典现实主义文学发展轨迹的角度更称赞他是“改造文章的祖师”呢（详见《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
      其创作上的成就首先在诗歌。他现存的诗作有20多首，全部用的乐府歌辞的体式。内容上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动乱社会现实之写照。如《蒿里行》（那“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名句即出于该作）、《薤露行》、《苦寒行》、《却东西门行》等；二是抒写自己统一天下的雄心壮志和生命不息战斗不止的积极进取勇于斗争的精神气质。比如《短歌行》、《步出夏门行》（如今流传较广的《观沧海》和《龟虽寿》即为其中的两章）等等。当然，除这两类以外，还有少量的纪行景物诗和虚幻的游仙诗。这些诗作代表了建安文学的最高水平。内容上没得说，既反映了社会现实又体现了时代精神（包括对他个人政治抱负的倾吐）。在艺术表现形式上也颇见创新精神，他学习乐府旧题但又不拘泥于原有的音律句式，而是服从抒情表意之需要将四言、五言甚至杂言灵活兼用；语言风格又一反浮华靡丽之风，而颇具质朴自然得体刚健之长。一因此赢得了“幽燕老将，气韵沉雄”之赞语（《敖陶孙诗评》）。另外，前面提到的鲁迅所言（“改造文章的祖师”之赞）显然亦应该包括他的诗歌创作的。
      至于他的散文多为古代军政公文（即表、书和令等），而并非现代文学范畴的咏物抒情散文之类，可还能写得质朴生动情理并茂。特别是他能大胆突破骈偶化的陈俗旧窠，善于用简洁的文字直言其事其意其情其理，读罢给人以“清峻通脱”之美感。同时他还提出“为表不必三让，又勿得浮华”的主张（转引《文心雕龙•章表》）并认真付践于自己的笔间，这岂不正是一种进步与革新吗？且举两例：
      《让县自明本志令》（用直白简练的语言，将自己一生的心事开诚布公地披露于世人。文中那“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一句已成脍炙人口的名句。

      《军谯令》是他帅军经过家乡谯郡时（建安7年，公元202年）为抚恤将士家眷亲属而拟就颁布的，全文不过80余字却真切表达出他对战争环境下饱受苦难的家乡父老的同情和对将士亲属的关怀。且录于兹：

      吾起义兵，为天下除暴乱。旧土（指谯郡）人民，死丧略尽，国中终日行，不见所识，使吾凄怆伤怀。其举义兵以来，将士绝无后者，求其亲戚以后之。授土田，官给耕牛，置学师以教之。为存者立庙，使祀其先人。魂而有灵，吾百年之后何恨哉！
除诗文创作以外在现存的《魏武帝集》里还有三篇“赋”，可惜已残缺不全了。

      总之曹操不仅是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而且还是一位杰出的文学家。他不仅凭其政治上的领袖地位，开创和推动了“彬彬之盛”（《诗品•序》的建安文学的新局面；更以自己富于创新气息的诗文作品炼造了“志深而笔长，梗概而多气”（《文心雕龙•时序》）的建安风骨、丰富了建安文学的实绩。难怪唐代大诗人杜甫在《丹青引赠曹将军霸》一作中有“英雄割据虽已矣，文采风流今尚存”之赞句了（曹霸乃是曹髦之后，唐代著名画马大师。诗人杜甫由曹霸联想起其祖曹操）。
      眼下商风影响了文风。有人戏云“,成语滥用没商量， 甜言蜜语不要钱！” “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马克思），看来强化“语保”意识 、净化“语言环境”可谓势在必行了！